全国人大代表、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近日在接受上证报记者专访时说，预期人民币汇率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承压。
“人民币贬值与货币的快速投放存在一定关系，当下中国应该警惕过去多年货币信贷投放较快带来的压力，因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潜在经济增长水平无法吸纳过多货币。”他如是解释他的看法，并建议降准，置换由MLF和PSL等政策工具投放出去的基础货币。
汇率压力与货币投放有一定关系
于学军对人民币贬值预期始于2014年一季度，当时人民币连续约半个月贬值。据此，于学军判断人民币币值拐点来临。今年初人民币汇率有所回升，但他认为未来人民币仍将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除了美国加息等外围因素，于学军提出的一个观点是：货币贬值的压力与过去多年货币持续较快增长也有一定关系。
2006年末中国M2总额不足35万亿元，但到2016年末，增至了155万亿元。于学军认为，货币投放一定要与经济发展或实物资产相匹配。如果货币投放远大于实物资产或GDP增加，那么相应的货币购买力就会下降，就会面临贬值压力。
于学军为此提出一个延伸的建议：以降准置换由MLF、PSL等货币政策工具投放出去的基础货币，以此实现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这一建议听起来颇让人难以理解，但在于学军看来，由调低存款准备金率释放出去的基础货币仍是收购外汇储备的资金，发行基础是以美元等外币做储备，即所谓货币锚的作用，这在现阶段对缓释人民币贬值压力有好处。
“现在央行基础货币投放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一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投放出去，这实际上带来很多问题。我主张降准，本意并非放松货币政策，而是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该通过降准来调控。”于学军说，目前中国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率达17.5%，下调的空间很大。
潜在经济增速难以吸纳过多货币投放
目前，中国货币信贷过快增长趋势仍未改变。于学军认为，货币投放过多会累积一定的金融风险，因为资产膨胀得越快，越容易出现资产泡沫化，理论上风险就会越大。
回顾全球各国任何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均可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危机到来前都会经历一个资产规模迅速做大，泡沫不断累积，直至管控出现漏洞的过程，最后演变成风险爆发。最近的危机是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危机前次贷及与之相关联的金融衍生产品迅速膨胀，规模数倍于当年美国的GDP，泡沫很明显。
在于学军看来，泡沫做大和提供过多的流动性有很大关系，而当泡沫大到成为一种结构性问题时，又会对流动性供给形成进一步的压力。此时，只要提供足够的流动性还不会爆发风险，但维持起来却十分的困难、痛苦。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及要“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到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当前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序化解处置突出风险点，整顿规范金融秩序，筑牢金融风险“防火墙”。
“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这实际上反映现在方方面面感觉到中国金融风险问题可能比较突出，需要高度重视。”于学军说。
不过，货币快速投放只是风险隐现的一个因素。于学军认为，从根本上来说，金融问题永远与经济发展相关。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大约30年中，中国经济源于改革开放释放的潜力，始终保持高速增长，所以那个阶段即便货币信贷增速更快，但投放的货币信贷也被经济快速增长所吸纳。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且已持续四五年经济增速明显下滑。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信贷投放增加过多的话，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于学军说。
对于在现有监管框架下怎么防控风险的问题，于学军表示，监管要做得更扎实，要非常敏锐的感知一些新变化，及时跟进研究，出台相应政策措施，尽可能评估到风险，保持高度警惕。
“人民币贬值与货币的快速投放存在一定关系，当下中国应该警惕过去多年货币信贷投放较快带来的压力，因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潜在经济增长水平无法吸纳过多货币。”他如是解释他的看法，并建议降准，置换由MLF和PSL等政策工具投放出去的基础货币。
汇率压力与货币投放有一定关系
于学军对人民币贬值预期始于2014年一季度，当时人民币连续约半个月贬值。据此，于学军判断人民币币值拐点来临。今年初人民币汇率有所回升，但他认为未来人民币仍将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除了美国加息等外围因素，于学军提出的一个观点是：货币贬值的压力与过去多年货币持续较快增长也有一定关系。
2006年末中国M2总额不足35万亿元，但到2016年末，增至了155万亿元。于学军认为，货币投放一定要与经济发展或实物资产相匹配。如果货币投放远大于实物资产或GDP增加，那么相应的货币购买力就会下降，就会面临贬值压力。
于学军为此提出一个延伸的建议：以降准置换由MLF、PSL等货币政策工具投放出去的基础货币，以此实现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这一建议听起来颇让人难以理解，但在于学军看来，由调低存款准备金率释放出去的基础货币仍是收购外汇储备的资金，发行基础是以美元等外币做储备，即所谓货币锚的作用，这在现阶段对缓释人民币贬值压力有好处。
“现在央行基础货币投放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一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投放出去，这实际上带来很多问题。我主张降准，本意并非放松货币政策，而是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该通过降准来调控。”于学军说，目前中国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率达17.5%，下调的空间很大。
潜在经济增速难以吸纳过多货币投放
目前，中国货币信贷过快增长趋势仍未改变。于学军认为，货币投放过多会累积一定的金融风险，因为资产膨胀得越快，越容易出现资产泡沫化，理论上风险就会越大。
回顾全球各国任何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均可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危机到来前都会经历一个资产规模迅速做大，泡沫不断累积，直至管控出现漏洞的过程，最后演变成风险爆发。最近的危机是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危机前次贷及与之相关联的金融衍生产品迅速膨胀，规模数倍于当年美国的GDP，泡沫很明显。
在于学军看来，泡沫做大和提供过多的流动性有很大关系，而当泡沫大到成为一种结构性问题时，又会对流动性供给形成进一步的压力。此时，只要提供足够的流动性还不会爆发风险，但维持起来却十分的困难、痛苦。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及要“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到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当前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序化解处置突出风险点，整顿规范金融秩序，筑牢金融风险“防火墙”。
“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这实际上反映现在方方面面感觉到中国金融风险问题可能比较突出，需要高度重视。”于学军说。
不过，货币快速投放只是风险隐现的一个因素。于学军认为，从根本上来说，金融问题永远与经济发展相关。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大约30年中，中国经济源于改革开放释放的潜力，始终保持高速增长，所以那个阶段即便货币信贷增速更快，但投放的货币信贷也被经济快速增长所吸纳。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且已持续四五年经济增速明显下滑。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信贷投放增加过多的话，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于学军说。
对于在现有监管框架下怎么防控风险的问题，于学军表示，监管要做得更扎实，要非常敏锐的感知一些新变化，及时跟进研究，出台相应政策措施，尽可能评估到风险，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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