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宏斌：企业悲观对经济危害最大 须加大企业减税力度

　　2016年上半年，受益于房地产市场回暖以及基建投资增速强劲，经济有所企稳。前5个月，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7.0%，显著高于2015年底1.0%的水平。同期基建投资亦维持同比19.2% 高增长，有效对冲了其他部门疲软给经济带来的下行压力。此外，部分先行指标，如官方制造业PMI指数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亦提示经济出现积极信号。
　　
　　尽管如此，经济企稳基础并不稳固。一方面，外需萎靡持续拖累出口增长。2016年前5个月出口同比下降7.1%，远低于过去三年同期增长4.6%的水平。此外，上周英国公投决定退欧，又进一步加剧了外围市场的不确定性， 预计将会分别拉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欧盟2017年经济增长约0.3 个百分点左右， 从而我国的出口前景在今明两年难言改善。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强劲增长恐难以持续。自2016年3月底以来各大中城市陆续收紧房地产限购、限贷政策，房地产市场的火爆状况或将逐步平复。 5月房地产投资增速也由3-4月间的9.7%进一步放缓至6.6%。 预计在2016年下半年房地产部门对经济的贡献将减弱。
　　
　　更重要、也是对经济危害更大的是，企业预期悲观，导致民间投资增速在2016年内加速下滑化，为经济带来失速风险。民间投资的月度同比增速从2015年年底的8.5%迅速降低至2016年5月的1.0%。细看行业分项数据，这一加速下滑的态势在产能过剩（如采矿、金属加工）和非产能过剩行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交通运输和公共环境管理）中均有体现。究其原因，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私人部门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面临的行政桎梏较多、税负严重等因素固然难辞其咎，但关键还在于私人部门的信心恶化。包括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多家官方调查均反映出企业家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信心急剧下降。
　　
　　央行的5000家工业企业调查显示，企业家的信心指数自2015年下半年开始急剧下滑，到2016年 3月已跌至43.7，甚至跌破了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时的低点。企业信心不足原因可能源自多重因素。首先，自2013经济增长连续三年持续下滑，通缩阴影长期挥之不去，至今改善程度非常有限。 其次，2016年年初以来汇率、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以及政策面释放信号的不明朗和对宽松政策的犹豫态度，亦增加企业对经济前景的疑虑与担心。再者，迄今为止在国企改革等关键领域进展有限，对私人部门投资的隐性障碍仍然较多等，也是打击私人部门信心的主要原因。最近数月企业活期存款增速一直保持在20%以上的高位，而在资金环境较为友好的背景下私人投资增速加速下跌，也从侧面反映出企业的预期悲观。 预期持续下降的态势一旦确立，将会自我强化。因为在对未来前景悲观的预期下，企业的投资、消费行为会更加谨慎，扩张的动力缺失，从而会进一步加剧经济体内需求不足的症结，而需求不足又会再度加重悲观情绪，从而经济会陷入悲观预期——投资、消费谨慎——需求下降——预期更加悲观的下降螺旋通道中，进而带来增长失速的风险。
　　
　　鉴于企业的信心低迷已持续了一段时间， 孤立、碎片式， 不连贯的政策调控手段难以从根本撼动企业的悲观预期。下半年政策的当务之急是要努力扭转企业信心，防止经济下滑失速。这应当从供给、需求多个方面共同着手，采取大规模、超预期，系统性的一揽子手段。
　　　　
　　第一，应当大范围、长时间、超预期的为企业减轻税费。近年来营改增等措施惠及多数服务业企业，但对制造业企业帮助有限。未来减税力度还应加大，并避免碎片式、间歇式的调控。我们建议将所有行业的中小企业税负直接减半，并将该政策维持数年，直到经济出现明显好转为止。此外，降低“五险一金”支出也是减轻企业负担的有效手段。目前企业需缴纳的五险一金费用占到企业劳动力成本的35%到60%左右。如果将企业的养老和医疗保险企业部门的缴存比例一次性降6-8个百分点，大约可以为企业减轻1.5万亿的社会保障负担，而这大约占名义GDP的2% 。如果企业将这部分资金用于再投资，在乘数效应的带动下，对经济增长拉动力量巨大。而为了保障职工的福利不受损害， 可以通过划拨部分国有资产的方式来填补社保缺口。
　　
　　第二，各项改革，包括去产能、清除低效国有僵尸企业等力度还需增强。近期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以及一些国有企业加大裁员力度等反映国企改革已经取得初步进展。 但由于这些改革在短期内对地方经济、就业的冲击，以及近期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去产能意愿不足，改革进展不尽如人意，这也是企业悲观情绪的来源之一。邻国日本的经验表明，处理经济中的低效企业等国企改革宜早不宜迟，否则将会持续浪费资源，为经济带来更大的系统性危害。我们建议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推进改革，稳固市场信心：一、加大减政放权的力度，明确政府和市场各自的定位，降低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投资的“隐性”干预。二、提高地方政府积极性。尤其应当为地方政府官员提供合适的激励机制，对改革执行进度快的地方政府给以更多资金等资源支持，将改革成效纳入对官员的评选考核机制中。 三、在低效企业破产、清算中产生的坏账，要及时、尽早发现和认可，并通过核销、转售给资产管理公司，证券化，债转股等手段处理。各级政府部门也应当减少对银行认定、处理坏账的干预。四、帮助企业尽快实现人员的优化配置，在精简过剩产能行业从业人员的同时，要加大在安置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 、转岗培训、再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财政力度。
　　
　　第三，结构性改革的推行是一项长达数年乃至数十年基础性的重任，其见效也需要时日。而在短期内，加大提振有效需求的政策措施力度，迅速扭转市场悲观预期十分必要。在货币政策方面，除了采取公开市场操作、SLF等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之外，力度更大的全面降准、降息仍不失为提振需求的良策。财政政策也应当发挥稳增长的主力作用。这包括提高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水平，在三、四线城市购买库存房产并低价转给农民工租住或提高对农民工购房补贴。此外，基建投资仍然是稳增长的关键，我国在2016年在交通基础设施内还将会有2.2万亿的投资计划，十三五期间在污染治理方面的的计划投资金额约有9万亿，项目储备充裕。这些也都需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通过多重手段为上述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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