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大城市人真的多了吗?

　　目前，北京市要求严控人口规模不超过2300万，上海也表示，守住常住人口2500万的底线。在人口控制的大目标下，“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的管控模式出台。这种管控模式中，最令人感到愤怒的，莫过于严格的公立学校招生政策，即“以教育控人、以亲情控人、以人伦控人”。

　　2011年时，北京针对性的关停接收农民工、打工者子弟的草根学校。当时北京的确妥善的安置了打工者的子弟。但三年之后，翻云覆雨，公立学校招生非京籍儿童持续收紧，成为管控人的有效手段。

　　这样的政策，与直接的驱离外地人，几乎就是一线之隔。实际上，更精确的说，驱离外地人，并不是不准外地人进入那么简单，而是有着更“深思熟虑”的考量。

　　并不是驱离,而是榨尽青春

　　知乎上有文章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从2010年上海2300万人口开始，执行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一个外地人都不准进入上海，那么，到2040年，上海的人口会变成什么样一个情况？

　　好消息是，经过30年的努力，上海市人口终于回到了2000年的水平，只有1934万人。但是，这1934万人里，20岁以下的幼儿和青少年仅占7.95%，入托、入学似乎不会再困难了，但与此同时，20-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仅占比50.96%，而在2010年，这个比例有70%多；更恐怖的是，60岁以上老人占到了41.09%，而15%就可以称为进入老龄社会。由此可见，如果严格的控制外来人口，实际上，不到三十年，北京、上海就会变为没有生气的城市。显然，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稳定无法承受的局面。

　　所以，换言之，更精确的说，中国当下特大城市严控人口，不是不准外地人来，而是要让外地人呆不下来。年轻人一批批的来，然后变老，又一批批的离开，不让他们在大城市落地生根。在这种强力制度的安排下，大城市就像一个榨汁机，榨尽青春。

　　大城市人真的多了吗?

　　这样做，最直接的原因当然就是所谓的“大城市人多了”。不过这个答案缺乏经验与数据的支持。

　　如果仅以主城区人口数量来计算。把上海外环内的面积大约620平方公里，这些区域算上海的核心区域，而东京最核心的区域，面积大约600平方公里左右，与上海外环内的面积比较接近，这两个区域的人口密度，也是接近的。上海外环内的人口密度虽然高于纽约、巴黎和伦敦，但与东京差不多，所以，上海人口密度不算低，但也不算太高。

　　解决外环内密度高的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在上海核心区之外的周边地区，有很大空间可以容纳新增人口。2003年的时候，上海提出了将“新城”数目从一个增加到三个，包括松江新城、临港新城和嘉定-安亭新城。十多年过去，这些新城极大的容纳了上海新增人口。

　　实际上，现在所谓的“大城市人多了”，并不仅仅指核心区域，而是指整个行政区。比如昌平，距离北京市中心40公里，如果以这个半径来计算，整个都市圈的面积为5000平方公里。在这个范围内，北京的人口密度是远远低于世界上其他城市的。

　　行政区划上狭义的纽约市面积为789平方公里，有800万人口，相比之下，北京有16410平方公里，大约住了2300万人。这就意味着，纽约只有北京20分之一的大小，但人口却有北京的三分之一。

　　从比例看，美国人口3亿，纽约占到美国人口2.7%；东京都占有全日本人口的10%，至于东京都市圈的人口高达3600万，每三个日本人就有一个生活在东京圈的狭小范围内。而中国有13亿人口，北京的2300万，相当于中国1.76%的人口。

　　所以，整个上海市、北京市的人口密度与总量都不算大。那么，为什么昌平、怀柔也要驱赶人？

　　为什么害怕人多?

　　北京郊区的昌平苛刻的驱赶人的直接的原因，是行政体系的决策机制。基于现行的权力来源架构，中国的行政决策机构，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上级机关的意志而动的。在很多情况下，就会有层层加码的动机。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人多了”这个观点，来自于意识形态深处的潜意识。

　　如果对政策进行人性维度的评价的话，试图通过限制孩子受教育机会来驱离外地人的政策，应居于榜首。这不禁让人想起历史上曾经的一次大规模驱赶人离开城市。

　　红色高棉执政期间，波尔布特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数日之内，有两百万人口，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金边，就成了死寂的空城。波尔布特对大城市的警惕与恐惧，有着意识形态的基因，与生俱来，根深蒂固。

　　大城市的高度集中，是一个人类社会自组织的过程，本质上是各种市场均衡的综合结果，但它在形式上，却偏偏是高度偏离均匀的。比如，城市的人口、资金、物质的密度都大得多，这是偏离平均的。这种偏离平均是市场的需要，因为只有依靠规模效应，才能更廉价的供应商品，不管是外卖、自来水、电话基站，都是如此。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讲究的是生产链上的均匀分配，必然在逻辑上导致地区经济的均匀性。换句话说，平均才是意识形态上的“好的”。大城市这种高度的偏离均衡与计划经济的平均观是尖锐矛盾的。这必然使中国人更容易强调大城市经济局面的负面因素。即使在今天，我们也能听到很多所谓各个地区要均衡发展的论调，实际上这种论调要的不是均衡，而是平均。

　　在波尔布特的社会实验中，这种意识形态基因强烈的表现了出来。与之相对的是，根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的回忆，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并不认为城市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必然形态，而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结果，是各种罪恶的根源，是‘城市病’的发源地，所以，认为中国根本不需要发展大城市。这样的认识，导致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方针都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适度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

　　虽然在当下中国，意识形态对经济层面的影响已经淡化，但这对城市的意识形态恐惧仍然在思想深处传承下来，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

　　大城市的赋权效应

　　不过，这种意识形态的恐惧并非无中生有，可以说，在今天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逃离北上广，然后，又逃回北上广”的说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一线大城市这种陌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了。本质上说，这是大城市的公民权利更高从而抑制的裙带与寻租。当一个人从农村、小城市迁徙到大城市之后，他的公民权利实际上增加了，这就是大城市的“赋权”机制。

　　所以，即使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大城市意识形态的作用仍然非常强烈。大城市更多的、更自由的舆论、更密集的人口规模、城市中人口素质更高，都产生了1+1大于2的效果，为人们带来权利增量。

　　实际上，中国大城市市民的政治权利更高，从来不是理论，而是事实。

　　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为避免“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不好的”，四川付出及其惨烈的代价，外调粮食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的粮食供应。这并非特例，林毅夫和杨涛运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的理论，研究了“三年自然灾害”后发现：在中国中央计划体系中，食物获取权偏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可通过定量配给系统获得食物，而农民却需强制性上缴。再如计划生育，在一线大城市，即便罚款仍然存在，但是，危及母婴生命安全的强制引产早已绝迹。

　　更重要的是，这种权利增量的机制没有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民生层面，最终会影响到政治层面。超大型城市的文化、政治活跃度与小城市，并不是线性的。北京媒体的聚集，除了和北京政治中心有关以外，更多的是因为这是一个超大型的城市。同样的，大城市的广场与小城市的广场有着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角度看，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离北京城区40公里的昌平，也要驱赶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分散住在中国广袤的乡村中的人，搬迁到城市中，集中居住在城中村、平民窟的时候，他们的权利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提高。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没有解决意识形态与社会治理机制上的深层次问题，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数量，还将受到长期抑制。但是，城市化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基本经济规律问题。

　　北京，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城市总体规划，就定下了严格的人口控制规模，但城市人口规模数次突破规划。世界其他大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也曾尝试过控制人口，但无一成功。而日本对东京人口控制的努力，不但影响到东京作为首位城市的国际竞争力，甚至波及整个日本的竞争力。所以，不尊重这个规律，不仅最终会失败，还会付出本可避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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