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国际格局加速调整，国际能源格局作为其中一个重要领域也在不断积聚转型重塑的力量。经济与能源密切相关。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温和上扬的关键节点，国际能源格局如何转型至关重要，或将由此推动自身实现近半个世纪以来最显著的变革。
国际能源市场格局深刻调整。具体来看主要表现为三个多元化趋势：一是能源结构更趋多元。以页岩油气为代表的非常规能源迅猛发展，成为全球新增化石能源供给的主力。目前，非常规石油储量与常规石油基本相当，非常规天然气储量则是常规天然气的8倍有余。与此同时，新能源开采利用技术也日臻成熟，便利性逐渐提升，成本迅速下降，成为新增能源供给中的主力。预计到本世纪30年代，风电和光伏可能成为多数国家最便宜的发电方式。
二是能源供需结构更趋多元。北美在全球能源供给中的地位大幅抬升，2008年以来美国原油日产量已经翻了一番。新兴经济体能源需求增长迅猛，发达国家需求增长则逐渐见顶，市场新格局日渐清晰。据统计，1998年以来全球97%的新增能源来自新兴经济体，目前非经合组织国家能源消费已超过经合组织，到2040年还可能超过七成。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国际能源供给重心“西移”，需求重心“东移”。
三是能源定价结构更趋多元。石油和天然气区域分割的定价方式或被打破，能源金融在能源定价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趋势愈加明显，整体将削弱传统能源生产中心的议价能力。
在此背景下，各主要能源大国正加紧调整自身能源政策，“转向”与“坚守”是两大主基调。一是美国重新转向保守，特朗普政府推出能源新政，其主基调是鼓励传统化石能源开发、削弱能源补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消极。
二是沙特积极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提出“2030年愿景计划”，其主要目的是尽早摆脱对石油经济的依赖，提升经济结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三是俄罗斯近年来不断修订其能源安全战略，坚持“两手抓”，既调整经济结构降低对能源的依赖，又要强化自身在全球特别是在欧洲的油气话语权。
四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欧盟坚持清洁能源计划，加强区域能源一体化建设，希望尽早摆脱对外能源依赖。
五是一些新兴国家如巴西、印度等国则希望加大能源开发，力争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力。
主要能源治理机构也加紧转型，总体方向是扩大职能和代表性，一些有代表性的新平台逐渐成熟。从传统组织机构来看，国际能源署(IEA)加紧吸纳中国、印度等新兴能源消费大国成为“积极联系国”，甚至为吸纳中国加入而降低门槛。同时，将关注议题从传统能源扩大到新能源技术，推动自身从发达国家的能源俱乐部加速向国际能源机构、“世界能源组织”转型。2015年5月，75个国家通过了新的《国际能源宪章》，推动这个1994年成立的条约走出欧洲，从传统能源贸易和投资议题，扩大到能源减贫等发展问题上。
从新型机制看，二十国集团(G20)成为新的能源治理平台，其代表性为传统机构所不能及，近三年来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引起各方高度重视。而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也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性能源治理问题，不少合作机制已建立起来，前景看好。
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对全球能源治理的参与正经历从双边到多边、从融入到引领的积极转变，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升。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对确保中国自身能源安全、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改革具有关键性作用。
自1983年首次参与国际能源理事会以来，中国已是现行国际主要能源机构的主要成员和伙伴。特别是推动G20杭州峰会将能源议题列为讨论重点，签署《国际能源宪章宣言》，成为国际能源署积极联系国，由中国人担任国际能源论坛秘书长，并积极推动《巴黎协定》达成和生效等，使得中国在国际能源治理中的地位和话语权迅速提升。
藉由“一带一路”所带动的巨大政策和资金资源，将大幅推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能源贸易、勘探开采、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合作、金融合作及优化能源资源配置，并有可能开创沿线乃至全球能源合作的新模式。
国际能源市场格局深刻调整。具体来看主要表现为三个多元化趋势：一是能源结构更趋多元。以页岩油气为代表的非常规能源迅猛发展，成为全球新增化石能源供给的主力。目前，非常规石油储量与常规石油基本相当，非常规天然气储量则是常规天然气的8倍有余。与此同时，新能源开采利用技术也日臻成熟，便利性逐渐提升，成本迅速下降，成为新增能源供给中的主力。预计到本世纪30年代，风电和光伏可能成为多数国家最便宜的发电方式。
二是能源供需结构更趋多元。北美在全球能源供给中的地位大幅抬升，2008年以来美国原油日产量已经翻了一番。新兴经济体能源需求增长迅猛，发达国家需求增长则逐渐见顶，市场新格局日渐清晰。据统计，1998年以来全球97%的新增能源来自新兴经济体，目前非经合组织国家能源消费已超过经合组织，到2040年还可能超过七成。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国际能源供给重心“西移”，需求重心“东移”。
三是能源定价结构更趋多元。石油和天然气区域分割的定价方式或被打破，能源金融在能源定价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趋势愈加明显，整体将削弱传统能源生产中心的议价能力。
在此背景下，各主要能源大国正加紧调整自身能源政策，“转向”与“坚守”是两大主基调。一是美国重新转向保守，特朗普政府推出能源新政，其主基调是鼓励传统化石能源开发、削弱能源补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消极。
二是沙特积极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提出“2030年愿景计划”，其主要目的是尽早摆脱对石油经济的依赖，提升经济结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三是俄罗斯近年来不断修订其能源安全战略，坚持“两手抓”，既调整经济结构降低对能源的依赖，又要强化自身在全球特别是在欧洲的油气话语权。
四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欧盟坚持清洁能源计划，加强区域能源一体化建设，希望尽早摆脱对外能源依赖。
五是一些新兴国家如巴西、印度等国则希望加大能源开发，力争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力。
主要能源治理机构也加紧转型，总体方向是扩大职能和代表性，一些有代表性的新平台逐渐成熟。从传统组织机构来看，国际能源署(IEA)加紧吸纳中国、印度等新兴能源消费大国成为“积极联系国”，甚至为吸纳中国加入而降低门槛。同时，将关注议题从传统能源扩大到新能源技术，推动自身从发达国家的能源俱乐部加速向国际能源机构、“世界能源组织”转型。2015年5月，75个国家通过了新的《国际能源宪章》，推动这个1994年成立的条约走出欧洲，从传统能源贸易和投资议题，扩大到能源减贫等发展问题上。
从新型机制看，二十国集团(G20)成为新的能源治理平台，其代表性为传统机构所不能及，近三年来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引起各方高度重视。而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也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性能源治理问题，不少合作机制已建立起来，前景看好。
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对全球能源治理的参与正经历从双边到多边、从融入到引领的积极转变，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升。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对确保中国自身能源安全、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改革具有关键性作用。
自1983年首次参与国际能源理事会以来，中国已是现行国际主要能源机构的主要成员和伙伴。特别是推动G20杭州峰会将能源议题列为讨论重点，签署《国际能源宪章宣言》，成为国际能源署积极联系国，由中国人担任国际能源论坛秘书长，并积极推动《巴黎协定》达成和生效等，使得中国在国际能源治理中的地位和话语权迅速提升。
藉由“一带一路”所带动的巨大政策和资金资源，将大幅推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能源贸易、勘探开采、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合作、金融合作及优化能源资源配置，并有可能开创沿线乃至全球能源合作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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