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假售假成本有多低：造36万盒假冒毛巾却被判缓行

　　多位与会专家讨论制售假处罚力度轻的问题。

　　浙江大学法学院阮方民教授正在发表对售假问题的看法。
　
　　商家代表正在就自身遇到的打假问题征求专家意见。

　　制假售假成本太低，已经成为当下社会打假困境的最重要因素。

　　3月1日上午，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主办的“惩治制假售假行为法律对策研讨会”在浙大之江校区召开。来自高校的专家学者，品牌企业的负责人一致认为当前立法已经滞后，建议完善立法，对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罚。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阮方民在会上提议，突破旧法律框架，降低假货犯罪立案标准，鼓励受害单位、民间人士等搜集假货证据，帮助解决警力有限的问题。同时，为了让打假者无处可逃，他还呼吁各大电商应成立打假商业联盟，要采取统一的打假标准。

　　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则向社会呼吁，“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全社会拿出治理酒驾一样的共识和力度，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假货。”

　　受害企业

　　立案难、罚款低、判刑难

　　制假售假刑事处罚率不足1%

　　“过去我们都是在线下查假货维权，主要是通过消费者的维权，寄回给我们商品进行鉴定之后再去查售假者。”洁丽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5年的时候，洁丽雅接到一个采购电话，称其收到作为上海市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活动使用赠品的其公司生产毛巾，希望能予以采购。由于洁丽雅从未接受过相关订单，公司就前往鉴定，结果显示为假冒其公司商标的商品。洁丽雅将假冒责任人告上法庭。

　　经调查，被告人假冒洁丽雅注册商标，并提供相关投标文件给服务站投标上海市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纪念品采购项目，并在中标后销售上述采购项目所需“洁丽雅”品牌毛巾给服务站。据悉，涉及的毛巾共计36万盒，经营数额达561.3万元。最后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但缓期四年，赔偿金额50万。

　　面对假货横行的情况，洁丽雅去年降低了经销商的门槛。为了让很多小商家可以成为正规经销商，而不要再去卖假货。洁丽雅将成为经销商资金要求从30万降低到1万，而且1万元可直接作为货款拿货。另外，洁丽雅还降价10%——15%。

　　然而，对于打击假货，洁丽雅的努力却是治标不治本。

　　在河北高阳县，中国最大的毛巾生产基地，很多厂家可以专门定制生产和洁丽雅产品花样颜色相仿的毛巾。

　　但是，异地取证，地方保护主义等让洁丽雅维权路异常艰辛。

　　与洁丽雅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安踏。一名卖了上万双假冒安踏运动鞋的售假者，从2011年起连续被抓了3次，其中一次没收了设备，一次进行了罚款，最后一次判了缓刑，最终一天牢也没坐，制假规模还逐年扩大，目前仍在制售假鞋。

　　安踏集团法务部品牌保护周经理表示，鞋服行业受假货困扰多年未能根本解决，就是因为刑事和行政处罚制度的不完善，犯罪成本太低，难以震慑犯罪分子。

　　每年投入数百万元打假的老板电器，也发现假货依旧没有好转迹象。老板电器法务部方经理认为，目前的法律法规很难打击制假产业链。“目前法律打击的多是下游组装人员，对没有品牌标识的‘白机’和印制侵权标签的印刷厂缺乏有效打击。”

　　圣迪奥王经理则直言不讳地表示，公司在打假方面的投入非常高，但效果甚微，真希望专家的建议能早点变成现实，因为假货已经让品牌防不胜防了。

　　上述案例可称目前打假困局的典型缩影。由于现行法律规定存在过时、过宽、模糊和难以执行等缺陷，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制售假者立案难、罚款低、判刑难。

　　2月27日阿里巴巴曾公布数据：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4495条销售额远超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截至目前收到刑事处罚结果的仅33例，刑事处罚率不足1%。

　　企业没有执法权，只能发现问题、下架商品、向执法机关报送线索，然后等待处理，而立案、进入司法程序和量刑判决的过程更加漫长和艰难，最终受到应有刑事处罚的犯罪分子少之又少。

　　“阿里每年投入2000人、花费超过10亿元打假，并配合公安机关执法，但由于现行法律法规的过宽、模糊和难以执行，最终很多犯罪分子能逃脱刑罚”，郑俊芳说，“根治假货亟待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否则打假就像个筛子，违法犯罪的人笑死、痛恨假货的人急死、执法办案人员累死、消费者哭死。”

　　专家学者

　　呼吁完善立法

　　入罪门槛、举证责任

　　和量刑标准多角度切入

　　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当前立法已经严重滞后，制假售假的犯罪成本和惩罚过低，导致假货分子“前仆后继”。

　　据了解，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中对于假货的规范散落在多部法律中，且多年未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商标保护法》明确规定，故意制造和销售假货重犯者将面临最高10年刑期、个人500万美元罚款。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制假售假初犯者将面临10年以上的监禁，重犯者将面临20年以上监禁和500万美元的罚款，造成死亡后果的个人将会被终生监禁。日本商标法和防止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对制售假者判处5年以下拘役或者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以下罚金；对违反法律的法人要处以最高达1亿5千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7万元）的罚金。与美日相比，我国对制假售假的刑罚力度相对过小。

　　研讨会上，很多学者建议从入罪门槛、举证责任和量刑标准三个角度切入，完善立法，对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罚。

　　有专家表示，从司法实践上看，目前我国对制售假者的缓刑适用比重太高了，“判了他还在社会上待着，还在干”，应当严格禁止缓刑适用。

　　按照《刑法》规定，制假售假定罪标准从制订至今仍以销售金额为一元化标准。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认为：“目前法规从结果来定罪，造成了作茧自缚的情况，很多结果无法确认，应参考假货的全部销售数额、对人身的伤害等”。浙江大学刑法研究所执行所长高艳东也认为：定罪标准应当从销售金额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在司法解释层面，应该修改传统证据认定标准，采信大数据分析结论、经验证的电子证据，有条件地采用抽取证等证据标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新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举例，“它的定量标准是什么？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才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5万元是一个死数字。1997年就确定的死数字，这么多年没有调整。打假形势日新月异，不能只考量销售金额，还可以考虑销售件数。”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余凌云在发言中表示，打假不能光靠公安一家来做，也不能只在特定区域严打，而是要推动打假主体多元化、治理范围全覆盖，希望中央有关部门来牵头部署打假相关工作，就像当年酒驾入刑一样高度重视假货问题。

　　广东金融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姚志伟也认为，对于制售假者相关法规的处罚力度确实相对较弱。除完善刑法等法规外，还可以考虑增加行政资格处罚，对制假售假者设置行业禁入。此外，执法部门应加强与电商平台间联动，在违法犯罪发生第一时间获得电子证据，并对售假者做出相应处罚。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认为，“打击假货不能一味地增加电商平台的责任，打击假货链条的每个责任方都应该参与进来，各自承担起责任”，打假应该通过《刑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上进一步完善，系统性解决假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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