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房价上涨，硅谷地区的商业租金也随之火箭式蹿升。为此，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前部长亨利·希斯诺斯就对硅谷发出警告，说如不能解决高房价问题，将会严重制约硅谷的经济发展。事实上大卫.李嘉图早就明确指出，要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需要增加资本积累，而其源泉来自纯收入。而妨碍资本积累的原因在于将纯收入用在了非生成性消费，如地租和赋税上。没有资本的积累又如何扩大生产？没有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又如何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一节出硅谷记
几年以前，硅谷还是企业家们理想的天堂，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们，怀揣着灵感和梦想，纷纷奔向湾区。他们期待在那里，可以从风投手里获得数百万美元的投资，可以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下一个马克·艾略特·扎克伯格，借此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那些风投呢？也期盼着，下一个微软或下一个“脸书”就在这帮年轻人的创业中横空出世。
可2015年以来，这种画风开始突变，昔日的“创业天堂”突然有点麻烦。2016年初，在硅谷打拼了两年的“程序猿”詹姆斯，最后还是决定离开硅谷前往西雅图。像詹姆斯这样弃硅谷而去的年轻人已不是一个两个。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则报道，根据“硅谷竞争与创新项目”的一项调查，2015年硅谷居民减少了差不多7500人，这是2011年以来，硅谷地区首次流出人口高于流入人口。相比之下，像西雅图、奥斯汀等科技重镇的人气反而在上升。有关数据显示，2015年，西雅图的外来从业者人数净增逾1.7万，奥斯汀为720人。
那么，问题来了，一向以创新、自由、开放、包容著称的“硅谷”为何魅力大减，吸引不了创业者，留不住人了呢？詹姆斯给出的答案是：“我实在受不了硅谷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拥堵的交通。”而负责“硅谷竞争与创新项目”调查的协作经济公司联合执行总裁约翰·梅尔维尔则认为人们之所以离开硅谷，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住房成本高应该是很大的因素。”。
“硅谷竞争与创新项目”调查显示，从2014年8月到2015年8月，硅谷房屋中间价暴涨13%。如今，硅谷房屋中间价是西雅图、波士顿的2倍，奥斯汀、波特兰的3倍。尽管在硅谷工作年收入会比其他城市高，但是买房成本也相应比其他城市高。在硅谷的圣何塞，一个软件开发工程师的年收入中位数是11.2万美元，波士顿是8.33万美元，波特兰7.97万美元。但是，硅谷一套房屋的中间价为105万美元，波士顿为48万美元，波特兰仅37.5万美元。有不少像詹姆斯这样的高收入IT男已经离开硅谷了，原因就是他们不愿把辛苦赚来的钱最后都去支付高房价。而另一些收入稍微低些的人则认为，他们根本买不起硅谷当地的房子，而其他地方比如得州也有许多能获得六位数薪水的工作机会，但购买力更强，生活性价比更高。
此外，随着房价上涨，硅谷地区的商业租金也随之火箭式蹿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总部所在地圣克拉拉的山景城办公空间一年租金约为每平方米910美元，已追上曼哈顿商业大楼的租金水准，比西雅图、奥斯汀更要高出一半还多。很多创业者之所以不喜欢硅谷，企业的租金成本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为此，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前部长亨利·希斯诺斯就对硅谷发出警告，说如果不能解决高房价问题，将会严重制约硅谷的经济发展。
第二节华为跑了
无独有偶。这一幕不独在美国上演着。素有中国创新之都美誉的广东深圳，似乎也正在上演着这样一幕。
2016年2月份全国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5.7%，其中出口下降20.6%，这已经十分接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水平。但在这样一幅萧条的景象目前，作为中国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城市的东莞，2015年进出口总额居然逆势增长4.2%，其中出口增长了7.8%，要知道全国下降了7%。此外，数据还显示，2015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东莞高达10.9%。
对于这样一份成绩单，东莞自然是笑了。但东莞的笑却是建立在深圳哭的基础上的。在房地产一片红火的背景下，深圳的经济却像冰一样冷。2015年进出口总额全国下降了7%，深圳却下降了8.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方面，2015年深圳的增长率只有2%，和其他主要城市相比，几乎低到尘埃里了。“楼市火爆、制造业萎缩”在深圳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更重要的是，华为跑了，跑去东莞了。
华为东莞基地启动于2012年。当得知华为意欲外迁消息后，深圳方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别走，表示深圳提供的“一站式服务”水平，是外地政府所不能达到的。但是。深圳方面的“诚意”没能打动华为。2013年开始，华为所在的深圳市龙岗区，地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大幅下降。龙岗区这才意识到，原来是华为的员工开始逐步转移到了东莞。2015年上半年，深圳方面发现为华为提供餐饮服务的某餐饮公司的营业额也开始大幅下滑。经过调研才发现，原来华为的就餐人数，由原来的13万多人，减少至当时的10万多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华为正在逐步的外迁。
反观东莞方面，华为松山湖基地占地面积1900亩，且还在追加置地。不要忘了，华为在深圳的占地面积也不过2460亩而已。另，华为旗下的绿苑公司，2015年在东莞连买两块商住用地，建筑面积分别达20万平方米和11万平方米。这么大的面积，其它手机厂商，也没用这么大的办公区。有人便据此推断，华为在东莞的土地储备怕不止是为华为终端公司准备的，而是想全搬过去。事实上，深圳方面也有这种担忧。龙岗方面在一份针对前两月经济分析的报告中就反复提到华为。
“1-2月，华为产值占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47%以上，并且产值增速将近40%，比全区水平高出将近25个百分点，若剔除华为，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则下降14.3%。
一直以来，华为都为我区创造着巨大的产值和税收，但也存在隐忧。2012年，基于业务需要，华为在松山湖注册了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虽然华为核心部门仍在我区，但华为部分业务存在迁走的可能。
我区一直以来都是以发展工业经济为主，近年来第三产业的所占比重以及质量都有所提高，在追求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转型的同时，我区不能失去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工业，因此，服务华为以及发展除华为外的整个工业经济至关重要。”
从这份报告的字里行间，我们明显感觉出了深圳方面对华为可能进一步外迁的焦虑和担心，只是报告显然没有把对华为意图想“跑”的那根脉。在这份报告中，深圳方面认为华为之所以要外迁，是因为他们还没服务好华为，因此报告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服务华为，马上就办”。方案的具体建议是：
“服务好华为的重要举措包括：一是要加快我区坂田街道的旧改及城市更新速度，以吉华路（坂田段）为例，2009年完成立项，直到2011年底才开工，目前施工仍在进行，加快旧改速度至关重要；二是华为的周边配套设施不到位，应加快医院、学校、商场等生活配套设施的建设，保证质量高，与华为的地位相匹配；三是以华为的合理诉求为导向，相关部门联动，及时解决问题。”
第三节实业亏钱，炒房兴企
正如有论者所认为的，其实华为意图外迁，更与深圳的房价过高相关。自2015年以来，深圳房价一路暴涨，与上海一道跻身全球房价上涨最快的5大城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4月深圳新建商品房住宅同比上涨63.4%，涨幅领跑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与房价快速飙升伴生的，是企业“地租”成本的普遍抬升。数据显示，2014年深圳甲级办公楼市场年均租金增速为18%。受P2P企业倒闭潮等因素波及，2015年这一增速虽有回落，但仍然高达7.4%。于“寸土寸金”的大环境下，随之而来的是，工业用地成本也随着水涨而船高。2015年初，深圳厂房类出租屋月均租金同比上升幅度高达11%。企业的租金成本明显增加。此外，高房价还间接的带动了人力资源成本的提升。根据深圳链家地产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3月，深圳房屋的平均租金为72.3元每平方米，同比上涨36.1%，这还是比最高点有所回落的数据。这也就意味着，租住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每月的租金就需要7230元，这一价格确实容易让人才望而却步。
按照英国经济学家科斯的社会交易成本理论，员工生活成本必然会体现在企业生产成本中——当房租的上涨，引起了员工基本生活成本的刚性上升，必然会倒逼员工向用人单位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但事实是，这部分高出的工资，只是用于了房租的缴纳了而已，员工的可支配收入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增长。
那么，深圳房价究竟有多高？根据深圳规划国土委的数据，2016年3月深圳新房成交均价环比上升3.9%，高达49989元/平方米，超出另外两座一线城市北京、上海达20%。随着房价的高涨，其对其他行业的挤出效应也开始逐步显现。近年来由于租金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的明显上涨，让不少制造企业感受到了经营成本带来的巨大压力，被迫将工厂搬往人力资源丰富、成本较低的城市，我们在本节前半部分提及的华为于东莞跑马圈地即是例证。东莞方面的消息，落户东莞才3年的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于2015年便位居东莞市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纳税两个第一。实际上，因高房价而不得不迁出深圳的企业不在少数，只不过由于华为所具有的明星光环，使得它的一举一动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罢了。
此外，就如硅谷，高房价不仅令不少企业被迫外迁。同时，也“逼走”了一部分满怀梦想的年轻人。要知道持续的人口净流入，尤其是高素质的年轻人的净流入，才是一座城市蓬勃发展最重要的因素。
事实上官员们显然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深圳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6月2日的福田区分组讨论中，深圳市人大代表、福田区区长王强就提出，受土地紧缺影响，福田建设空间不足，目前只剩下2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很多企业做大了，因发展需要，只要你给我地，就搬走了。”同时作为深圳的中心城区，受生活成本尤其是高房价的影响，人才流失严重。
而大卫.李嘉图早就明确指出，要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需要增加资本积累，而其源泉来自纯收入。而妨碍资本积累的原因在于将纯收入用在了非生成性消费，如地租和赋税上——辛辛苦苦赚几百万，人工成本、赋税和租金一加还能赚几个？赚不到钱，何来利润？没有利润又如何完成资本积累，没有资本的积累又如何扩大生产？没有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又如何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上述情况并不仅限于深圳，其他地区也表现的十分明显，譬如江苏的昆山。2015年下半年以来，由于上海房价上涨导致的“外溢”现象，导致昆山房价也随之水涨船高，到2016年4月份，甚至出现环比6%以上的涨幅，同比涨幅整体达到50%。由于昆山的制造业占比，较之深圳更重，因此深受高房价影响。造成企业主感叹地租成本过高，而企业员工则感叹房价过高，其收入水平涨幅未能匹配。挤出效应开始逐步显现。租金成本上涨、人力资源资本也有上涨的动力，但企业的盈利能力却并不没能于短期获得同步改善，这就导致其不能有效覆盖这些快速上涨的成本，结果是企业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令人尴尬的局面：在牛气冲天的房地产市场中，有的公司即便拼上一年的营业收入，也无力购买一套北上广深的房产。
这事乍听起来似乎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但事实的确如此。据媒体统计，2015年沪深两市共有46家上市公司的全年净利润不足1500万元。1500万元是个什么概念？是当前北京上海深圳市区的一套位置较为优越、稍具品牌优势的商品房。比如，深圳香蜜湖水榭花都12万元/平方米。
众多上市公司的年利润，连一套房产都买不起，足以说明当前我国房价所呈现出的一种非理性、非健康状态。不要忘了，上市公司本身就说明，它是相对更具盈利能力的企业。由此，让人不由得产生一种错觉：累死累活的做实业，还不如现实中炒套房赚钱来得轻松、快捷。正是在这样的心理下，在地价和房价的快速上涨的同时，也令大量的实业资本，开始大量从实体经济撤出，而逐步流向房地产市场，进而推升房地产资产价格。
第一节出硅谷记
几年以前，硅谷还是企业家们理想的天堂，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们，怀揣着灵感和梦想，纷纷奔向湾区。他们期待在那里，可以从风投手里获得数百万美元的投资，可以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下一个马克·艾略特·扎克伯格，借此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那些风投呢？也期盼着，下一个微软或下一个“脸书”就在这帮年轻人的创业中横空出世。
可2015年以来，这种画风开始突变，昔日的“创业天堂”突然有点麻烦。2016年初，在硅谷打拼了两年的“程序猿”詹姆斯，最后还是决定离开硅谷前往西雅图。像詹姆斯这样弃硅谷而去的年轻人已不是一个两个。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则报道，根据“硅谷竞争与创新项目”的一项调查，2015年硅谷居民减少了差不多7500人，这是2011年以来，硅谷地区首次流出人口高于流入人口。相比之下，像西雅图、奥斯汀等科技重镇的人气反而在上升。有关数据显示，2015年，西雅图的外来从业者人数净增逾1.7万，奥斯汀为720人。
那么，问题来了，一向以创新、自由、开放、包容著称的“硅谷”为何魅力大减，吸引不了创业者，留不住人了呢？詹姆斯给出的答案是：“我实在受不了硅谷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拥堵的交通。”而负责“硅谷竞争与创新项目”调查的协作经济公司联合执行总裁约翰·梅尔维尔则认为人们之所以离开硅谷，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住房成本高应该是很大的因素。”。
“硅谷竞争与创新项目”调查显示，从2014年8月到2015年8月，硅谷房屋中间价暴涨13%。如今，硅谷房屋中间价是西雅图、波士顿的2倍，奥斯汀、波特兰的3倍。尽管在硅谷工作年收入会比其他城市高，但是买房成本也相应比其他城市高。在硅谷的圣何塞，一个软件开发工程师的年收入中位数是11.2万美元，波士顿是8.33万美元，波特兰7.97万美元。但是，硅谷一套房屋的中间价为105万美元，波士顿为48万美元，波特兰仅37.5万美元。有不少像詹姆斯这样的高收入IT男已经离开硅谷了，原因就是他们不愿把辛苦赚来的钱最后都去支付高房价。而另一些收入稍微低些的人则认为，他们根本买不起硅谷当地的房子，而其他地方比如得州也有许多能获得六位数薪水的工作机会，但购买力更强，生活性价比更高。
此外，随着房价上涨，硅谷地区的商业租金也随之火箭式蹿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总部所在地圣克拉拉的山景城办公空间一年租金约为每平方米910美元，已追上曼哈顿商业大楼的租金水准，比西雅图、奥斯汀更要高出一半还多。很多创业者之所以不喜欢硅谷，企业的租金成本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为此，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前部长亨利·希斯诺斯就对硅谷发出警告，说如果不能解决高房价问题，将会严重制约硅谷的经济发展。
第二节华为跑了
无独有偶。这一幕不独在美国上演着。素有中国创新之都美誉的广东深圳，似乎也正在上演着这样一幕。
2016年2月份全国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5.7%，其中出口下降20.6%，这已经十分接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水平。但在这样一幅萧条的景象目前，作为中国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城市的东莞，2015年进出口总额居然逆势增长4.2%，其中出口增长了7.8%，要知道全国下降了7%。此外，数据还显示，2015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东莞高达10.9%。
对于这样一份成绩单，东莞自然是笑了。但东莞的笑却是建立在深圳哭的基础上的。在房地产一片红火的背景下，深圳的经济却像冰一样冷。2015年进出口总额全国下降了7%，深圳却下降了8.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方面，2015年深圳的增长率只有2%，和其他主要城市相比，几乎低到尘埃里了。“楼市火爆、制造业萎缩”在深圳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更重要的是，华为跑了，跑去东莞了。
华为东莞基地启动于2012年。当得知华为意欲外迁消息后，深圳方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别走，表示深圳提供的“一站式服务”水平，是外地政府所不能达到的。但是。深圳方面的“诚意”没能打动华为。2013年开始，华为所在的深圳市龙岗区，地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大幅下降。龙岗区这才意识到，原来是华为的员工开始逐步转移到了东莞。2015年上半年，深圳方面发现为华为提供餐饮服务的某餐饮公司的营业额也开始大幅下滑。经过调研才发现，原来华为的就餐人数，由原来的13万多人，减少至当时的10万多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华为正在逐步的外迁。
反观东莞方面，华为松山湖基地占地面积1900亩，且还在追加置地。不要忘了，华为在深圳的占地面积也不过2460亩而已。另，华为旗下的绿苑公司，2015年在东莞连买两块商住用地，建筑面积分别达20万平方米和11万平方米。这么大的面积，其它手机厂商，也没用这么大的办公区。有人便据此推断，华为在东莞的土地储备怕不止是为华为终端公司准备的，而是想全搬过去。事实上，深圳方面也有这种担忧。龙岗方面在一份针对前两月经济分析的报告中就反复提到华为。
“1-2月，华为产值占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47%以上，并且产值增速将近40%，比全区水平高出将近25个百分点，若剔除华为，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则下降14.3%。
一直以来，华为都为我区创造着巨大的产值和税收，但也存在隐忧。2012年，基于业务需要，华为在松山湖注册了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虽然华为核心部门仍在我区，但华为部分业务存在迁走的可能。
我区一直以来都是以发展工业经济为主，近年来第三产业的所占比重以及质量都有所提高，在追求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转型的同时，我区不能失去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工业，因此，服务华为以及发展除华为外的整个工业经济至关重要。”
从这份报告的字里行间，我们明显感觉出了深圳方面对华为可能进一步外迁的焦虑和担心，只是报告显然没有把对华为意图想“跑”的那根脉。在这份报告中，深圳方面认为华为之所以要外迁，是因为他们还没服务好华为，因此报告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服务华为，马上就办”。方案的具体建议是：
“服务好华为的重要举措包括：一是要加快我区坂田街道的旧改及城市更新速度，以吉华路（坂田段）为例，2009年完成立项，直到2011年底才开工，目前施工仍在进行，加快旧改速度至关重要；二是华为的周边配套设施不到位，应加快医院、学校、商场等生活配套设施的建设，保证质量高，与华为的地位相匹配；三是以华为的合理诉求为导向，相关部门联动，及时解决问题。”
第三节实业亏钱，炒房兴企
正如有论者所认为的，其实华为意图外迁，更与深圳的房价过高相关。自2015年以来，深圳房价一路暴涨，与上海一道跻身全球房价上涨最快的5大城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4月深圳新建商品房住宅同比上涨63.4%，涨幅领跑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与房价快速飙升伴生的，是企业“地租”成本的普遍抬升。数据显示，2014年深圳甲级办公楼市场年均租金增速为18%。受P2P企业倒闭潮等因素波及，2015年这一增速虽有回落，但仍然高达7.4%。于“寸土寸金”的大环境下，随之而来的是，工业用地成本也随着水涨而船高。2015年初，深圳厂房类出租屋月均租金同比上升幅度高达11%。企业的租金成本明显增加。此外，高房价还间接的带动了人力资源成本的提升。根据深圳链家地产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3月，深圳房屋的平均租金为72.3元每平方米，同比上涨36.1%，这还是比最高点有所回落的数据。这也就意味着，租住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每月的租金就需要7230元，这一价格确实容易让人才望而却步。
按照英国经济学家科斯的社会交易成本理论，员工生活成本必然会体现在企业生产成本中——当房租的上涨，引起了员工基本生活成本的刚性上升，必然会倒逼员工向用人单位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但事实是，这部分高出的工资，只是用于了房租的缴纳了而已，员工的可支配收入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增长。
那么，深圳房价究竟有多高？根据深圳规划国土委的数据，2016年3月深圳新房成交均价环比上升3.9%，高达49989元/平方米，超出另外两座一线城市北京、上海达20%。随着房价的高涨，其对其他行业的挤出效应也开始逐步显现。近年来由于租金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的明显上涨，让不少制造企业感受到了经营成本带来的巨大压力，被迫将工厂搬往人力资源丰富、成本较低的城市，我们在本节前半部分提及的华为于东莞跑马圈地即是例证。东莞方面的消息，落户东莞才3年的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于2015年便位居东莞市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纳税两个第一。实际上，因高房价而不得不迁出深圳的企业不在少数，只不过由于华为所具有的明星光环，使得它的一举一动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罢了。
此外，就如硅谷，高房价不仅令不少企业被迫外迁。同时，也“逼走”了一部分满怀梦想的年轻人。要知道持续的人口净流入，尤其是高素质的年轻人的净流入，才是一座城市蓬勃发展最重要的因素。
事实上官员们显然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深圳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6月2日的福田区分组讨论中，深圳市人大代表、福田区区长王强就提出，受土地紧缺影响，福田建设空间不足，目前只剩下2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很多企业做大了，因发展需要，只要你给我地，就搬走了。”同时作为深圳的中心城区，受生活成本尤其是高房价的影响，人才流失严重。
而大卫.李嘉图早就明确指出，要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需要增加资本积累，而其源泉来自纯收入。而妨碍资本积累的原因在于将纯收入用在了非生成性消费，如地租和赋税上——辛辛苦苦赚几百万，人工成本、赋税和租金一加还能赚几个？赚不到钱，何来利润？没有利润又如何完成资本积累，没有资本的积累又如何扩大生产？没有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又如何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上述情况并不仅限于深圳，其他地区也表现的十分明显，譬如江苏的昆山。2015年下半年以来，由于上海房价上涨导致的“外溢”现象，导致昆山房价也随之水涨船高，到2016年4月份，甚至出现环比6%以上的涨幅，同比涨幅整体达到50%。由于昆山的制造业占比，较之深圳更重，因此深受高房价影响。造成企业主感叹地租成本过高，而企业员工则感叹房价过高，其收入水平涨幅未能匹配。挤出效应开始逐步显现。租金成本上涨、人力资源资本也有上涨的动力，但企业的盈利能力却并不没能于短期获得同步改善，这就导致其不能有效覆盖这些快速上涨的成本，结果是企业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令人尴尬的局面：在牛气冲天的房地产市场中，有的公司即便拼上一年的营业收入，也无力购买一套北上广深的房产。
这事乍听起来似乎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但事实的确如此。据媒体统计，2015年沪深两市共有46家上市公司的全年净利润不足1500万元。1500万元是个什么概念？是当前北京上海深圳市区的一套位置较为优越、稍具品牌优势的商品房。比如，深圳香蜜湖水榭花都12万元/平方米。
众多上市公司的年利润，连一套房产都买不起，足以说明当前我国房价所呈现出的一种非理性、非健康状态。不要忘了，上市公司本身就说明，它是相对更具盈利能力的企业。由此，让人不由得产生一种错觉：累死累活的做实业，还不如现实中炒套房赚钱来得轻松、快捷。正是在这样的心理下，在地价和房价的快速上涨的同时，也令大量的实业资本，开始大量从实体经济撤出，而逐步流向房地产市场，进而推升房地产资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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