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新一轮供给侧改革也亟待新方向的指引。在2月15日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7年年会上，针对“三去一降一补”瓶颈、企业负债率高企、社保压力过重等焦点问题，多位经济权威专家借“头脑风暴”模式共话治本之策。各方均认为，“有形手”和“无形手”应更佳无间合作，例如去产能应着重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社保减负则应更仰赖政府托底。至此，新阶段改革蓝图已愈发饱满。
去产能
吴敬琏：行政手段有局限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三去一降一补”近期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钢铁及煤炭行业均提前并超额完成了当年的去产能任务，今年相关工作也已提上日程。
但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看来，去年我国结构性改革推进得仍然不够快、不够实，因而市场还不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达到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供给效率的目标，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实现“三去一降一补”。“去年我国在‘三去一降一补’的去产能、去库存和补短板上成效比较明显，但在另外两个方面成效不理想，而且杠杆率还有所提高了”，吴敬琏直言，这就是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会议上所提出的“系统性风险在累积，部分地区困难增强”，以及“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累积，部分地区困难增多”。
吴敬琏认为，“三去一降一补”背后的结构性改革并非结构改革，而是体制结构和政府监督框架结构的改革，在当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在纠正资源错配，实现经济结构优化过程中，一定程度地运用行政手段和选择性产业政策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行政机关并没有确定什么是最优经济结构的能力，用行政手段进行‘去’和‘补’的资源再配置具有很大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副作用。”吴敬琏分析称，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就是用行政指标要求“去”和“补”是有被钻空子的空间的，比如最近披露的钢铁业实际业绩的报告就告诉我们，钢铁去产能后，产能不但没有降低而且提高了，“我国大概从钢铁产能2亿吨的时候就开始提去剩余产能，现在11亿吨，产能越去越多”。
对于以行政手段为主进行“去”和“补”副作用的另一种表现，吴敬琏认为就是压缩产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不够市场化、非优胜劣汰的情况，“按照指标压缩产能往往变成压缩有更高效率的企业，低效率的企业并未被压缩”。
国企改革
杨凯生：需建负债约束机制
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兼并重组、董事会制度的不断推行，此前曾长期存在于国企中的问题也在改革中暴露了出来，杠杆率、负债率高就是其中之一。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杨凯生直言，目前我国国企杠杆率偏高，在中央明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导向以来，直到去年三季度末，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由61.2%上升到了61.5%。
实际上，就在今年1月12日召开的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上，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就提到，我国部分国企杠杆率仍然偏高，部分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部分企业子企业亏损面较大，资本运营效率有待提升；境外经营风险持续加大，部分境外企业经营效益下滑。财政部数据也显示，截至去年底，国企资产负债总额87.04万亿元，同比增长10%。
对于国企长期存在的杠杆率过高的原因，杨凯生表示，此前我国习惯于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且投融资体制不合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不协调、国企使用资金责任不明等都是造成现阶段问题的原因。
“此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要的资金都来自于财政拨款，平时生产所需要的流动资金也是由财政来核定企业额度的，只有临时性的超定额资金才会通过银行贷款来解决。”杨凯生分析称，这种做法客观上具有不定期增加企业资本金的作用，一般不会出现企业杠杆率、债务率高的问题，但这种模式造成企业使用国家拨付的资金责任不清晰，这就必然会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率，所以后来我国针对原有运行机制的弊端进行了多项重要改革，包括拨改贷、技改贷等。
“现在回头来看，当时改革的一些配套措施不够完备，造成大批国有企业经常性的资本金补充渠道变窄了，尽管我国曾出台过一系列文件规定企业应当建立自由流动资金的补充渠道，以及有关项目建设一定要有一定比例的自筹资金后银行才能给予贷款等，但实际上，最终这些规定都让步于所谓发展的需要、让步于银行支持企业发展经营的需要，没有得以落实。”杨凯生表示，从那个时候开始，银行贷款几乎成为了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扩大所需资金的最主要来源，而这就导致企业的杠杆率和资产负债率越来越高，财务负担越来越重。
营商环境
白重恩：社保压力过重
“世界银行例行发布的最新版营商环境报告其中之一就是税负维度。根据报告，全球190个主要经济体，我国营商环境排名较低，仅为第131位，而2012年时我国排名还在第122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表示，可见我国的企业税负压力并未出现明显好转。
具体来说，在不含增值税的情况下，我国企业利润中各种税收及社保缴费的占比为68%，相较其他经济体平均值较高，其中美国为44%、瑞典为49%、德国为49%、印度为61%，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值是34%。“在世界银行的数据中，企业主要税费分成两大类，一类社保相关的税，一类是其他税种，我国社保缴费占企业盈利比重为49%，不含增值税的其他税种占比仅为20%。”
白重恩表示，如果进一步考虑增值税，我国企业税负压力在利润中的占比约为38%，与主要国家相差不大，因而可以得出结论，压在国内企业肩膀上最重的担子，就是社保缴费。面对当前这一严峻的形势，白重恩建议运用政府的资产来支持社保，“目前政府不少投资都是通过借债形式完成的，即用政府资产融到资金再去投资，一旦政府资产使用受到了约束，这类投资也会受到约束，也就是说，经由加强政府资产负债表的考核，可以适当减少政府盲目投资的冲动，再以这部分资金支持社会保障，就可以降低社会保障的缴费率，从而降低企业的负担，一举两得”。
实际上，针对企业负担尤其是社保压力过重的情形，我国已经着手减负工作。早在2015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曾明确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和创业创新的减税降费力度，失业保险费率将由现行条例规定的3%统一降至2%。而单位和个人缴费具体比例由各地在充分考虑提高失业保险待遇、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补贴政策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经测算，仅这一减费措施每年将减轻企业和员工负担400多亿元。
去产能
吴敬琏：行政手段有局限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三去一降一补”近期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钢铁及煤炭行业均提前并超额完成了当年的去产能任务，今年相关工作也已提上日程。
但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看来，去年我国结构性改革推进得仍然不够快、不够实，因而市场还不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达到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供给效率的目标，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实现“三去一降一补”。“去年我国在‘三去一降一补’的去产能、去库存和补短板上成效比较明显，但在另外两个方面成效不理想，而且杠杆率还有所提高了”，吴敬琏直言，这就是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会议上所提出的“系统性风险在累积，部分地区困难增强”，以及“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累积，部分地区困难增多”。
吴敬琏认为，“三去一降一补”背后的结构性改革并非结构改革，而是体制结构和政府监督框架结构的改革，在当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在纠正资源错配，实现经济结构优化过程中，一定程度地运用行政手段和选择性产业政策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行政机关并没有确定什么是最优经济结构的能力，用行政手段进行‘去’和‘补’的资源再配置具有很大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副作用。”吴敬琏分析称，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就是用行政指标要求“去”和“补”是有被钻空子的空间的，比如最近披露的钢铁业实际业绩的报告就告诉我们，钢铁去产能后，产能不但没有降低而且提高了，“我国大概从钢铁产能2亿吨的时候就开始提去剩余产能，现在11亿吨，产能越去越多”。
对于以行政手段为主进行“去”和“补”副作用的另一种表现，吴敬琏认为就是压缩产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不够市场化、非优胜劣汰的情况，“按照指标压缩产能往往变成压缩有更高效率的企业，低效率的企业并未被压缩”。
国企改革
杨凯生：需建负债约束机制
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兼并重组、董事会制度的不断推行，此前曾长期存在于国企中的问题也在改革中暴露了出来，杠杆率、负债率高就是其中之一。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杨凯生直言，目前我国国企杠杆率偏高，在中央明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导向以来，直到去年三季度末，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由61.2%上升到了61.5%。
实际上，就在今年1月12日召开的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上，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就提到，我国部分国企杠杆率仍然偏高，部分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部分企业子企业亏损面较大，资本运营效率有待提升；境外经营风险持续加大，部分境外企业经营效益下滑。财政部数据也显示，截至去年底，国企资产负债总额87.04万亿元，同比增长10%。
对于国企长期存在的杠杆率过高的原因，杨凯生表示，此前我国习惯于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且投融资体制不合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不协调、国企使用资金责任不明等都是造成现阶段问题的原因。
“此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要的资金都来自于财政拨款，平时生产所需要的流动资金也是由财政来核定企业额度的，只有临时性的超定额资金才会通过银行贷款来解决。”杨凯生分析称，这种做法客观上具有不定期增加企业资本金的作用，一般不会出现企业杠杆率、债务率高的问题，但这种模式造成企业使用国家拨付的资金责任不清晰，这就必然会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率，所以后来我国针对原有运行机制的弊端进行了多项重要改革，包括拨改贷、技改贷等。
“现在回头来看，当时改革的一些配套措施不够完备，造成大批国有企业经常性的资本金补充渠道变窄了，尽管我国曾出台过一系列文件规定企业应当建立自由流动资金的补充渠道，以及有关项目建设一定要有一定比例的自筹资金后银行才能给予贷款等，但实际上，最终这些规定都让步于所谓发展的需要、让步于银行支持企业发展经营的需要，没有得以落实。”杨凯生表示，从那个时候开始，银行贷款几乎成为了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扩大所需资金的最主要来源，而这就导致企业的杠杆率和资产负债率越来越高，财务负担越来越重。
营商环境
白重恩：社保压力过重
“世界银行例行发布的最新版营商环境报告其中之一就是税负维度。根据报告，全球190个主要经济体，我国营商环境排名较低，仅为第131位，而2012年时我国排名还在第122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表示，可见我国的企业税负压力并未出现明显好转。
具体来说，在不含增值税的情况下，我国企业利润中各种税收及社保缴费的占比为68%，相较其他经济体平均值较高，其中美国为44%、瑞典为49%、德国为49%、印度为61%，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值是34%。“在世界银行的数据中，企业主要税费分成两大类，一类社保相关的税，一类是其他税种，我国社保缴费占企业盈利比重为49%，不含增值税的其他税种占比仅为20%。”
白重恩表示，如果进一步考虑增值税，我国企业税负压力在利润中的占比约为38%，与主要国家相差不大，因而可以得出结论，压在国内企业肩膀上最重的担子，就是社保缴费。面对当前这一严峻的形势，白重恩建议运用政府的资产来支持社保，“目前政府不少投资都是通过借债形式完成的，即用政府资产融到资金再去投资，一旦政府资产使用受到了约束，这类投资也会受到约束，也就是说，经由加强政府资产负债表的考核，可以适当减少政府盲目投资的冲动，再以这部分资金支持社会保障，就可以降低社会保障的缴费率，从而降低企业的负担，一举两得”。
实际上，针对企业负担尤其是社保压力过重的情形，我国已经着手减负工作。早在2015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曾明确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和创业创新的减税降费力度，失业保险费率将由现行条例规定的3%统一降至2%。而单位和个人缴费具体比例由各地在充分考虑提高失业保险待遇、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补贴政策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经测算，仅这一减费措施每年将减轻企业和员工负担400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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