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新闻宣传之红与黑

　　无需我说，大家都能轻易地说出中西媒体的一些不同：有人会说，西方媒体想说啥就说啥，连总统也敢骂；有人会说，人家的报道敢往深了挖，撞了南墙还不回头；有人会说，什么官方报道，国外可没这词……当然，诸多吐槽，就不一一列举了。难道中外媒体真如楚河汉界泾渭分明？非也，其实只要上百度搜一搜便不难发现我国标榜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西方世界的新闻观并没有太大不同。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要义是：
　　
　　1、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不能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2、报纸是社会舆论的纸币，具有流通和中介作用。3、报纸是社会的耳目和社会的捍卫者。4、报纸是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5、报纸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是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6、报纸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内在规律性。7、报纸作为一个整体处在一种有机的运动过程之中。8、出版自由是一种基本的自由，是实现其他自由的保证。
　　
　　而西方新闻观的内涵是：
　　
　　1、报刊不受政府的干涉。政府不得采取任何措施干涉、收买或控制报刊，唯一措施是保护新闻自由。2、报刊拥有对政府的监督权。报刊是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国家第四势力。3、“自由意见市场”和“自我休整”理论。让人民群众和各党派都利用报纸充分自由地表达各自的意见。前提是给予人民各项事务的充分信息。4、对事实的信念。报道的最终目的是客观地反映现实，让人们对外部世界形成独立的见解。
　　
　　可见，两种新闻观有着异曲同工的共同理想，即：报道的目的是反映事实、追求真相，服务的对象是人民而不是为当权派，有着自由独立的天性和监督的天职。
　　
　　理想如此接近且明晰，但在具体的践行中，却有着云泥之别，归根结缔与中西媒体对新闻功用是报道还是宣传的理解大相径庭。
　　
　　新闻和宣传虽然都能以传播讯息为表现形式，但其实有着很大差别，新闻是宣传，但宣传不一定是新闻。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以及事情发展变化的动向信息。新闻重在客观、真实地反映事实。它没有主观意图，履行的是告知义务，任由受众自行去分析、判断。而宣传的含义则要广泛许多，传播学先驱拉斯韦尔曾在其著作《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中给“宣传”下了定义：“就是以消息、谣言、报道、图片和其他种种社会传播方式来控制意见的做法”。宣传的基本职能是传播一种观念、理论、方针政策或伦理道德、立场态度，目的是影响受众，宣言的效果好不好，就看受众是否按宣传者的意图行动。宣传的作用不可小觑，在特殊时期和战争年代，适当的宣传的确曾起到不少的鼓动作用。但鼓动到极点时也很可怕。
　　
　　将宣传发挥得最极端的例子大概要数纳粹德国和从列宁沿续至斯大林时代的新闻模式了。30年代初，希特勒执掌德国国家政权伊始，即成立了戈培尔主管的德国“人民教育与宣传部”（简称宣传部）。为控制人民的精神意志，粉饰侵略行为和清洗犹太人进行了大量的宣传，以至于达到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的境地。戈培尔对报刊、广播和电影以及新闻工作人员实施严格控制，消灭了任何与纳粹党对立的传播媒介。当时全国报纸由3607种减为2671种（纳粹统治的前4年），戈培尔或其部属每天就新闻编发问题作出口头训令或书面指示。可想而知，那时刊登在德国报纸上的新闻能有多少干货。
　　
　　而前苏联时期新闻宣传也高度集中在强调意识形态至上，对列宁、斯大林极尽个人崇拜，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宣传鼓动完全取代了新闻信息传播的作用，形成了“报纸国家化、新闻宣传化、为政者和议政者一体化、新闻管理人治化”的特点，以至于出现“《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的政治笑话。
　　
　　受前苏联宣传体制的影响，中国其实也没少犯类似可笑的毛病。大跃进时期为了迎合毛伟人赶英超美的一厢情愿，新闻报道报喜不报忧，严重片面化，而且毫无底线地夸大其说，卫星上天的报道吹得天花乱坠，粮食丰收的产量超乎想象，宣传报道中充斥着大话、套话、空话，甚至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哪里还有丝毫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那时全国大大小小的媒体都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宣传造势中，人民日报、新华社身先士卒，充分发挥了排头兵的作用，新闻理想越行越偏远，此类新闻宣传造成的恶劣影响，如今早已成为新闻传媒的反面教材。
　　
　　世易时移，在当今世界，对纳粹宣传犹感后怕的西方民主国家在新闻报道和宣传上有着鲜明的区分。英美等国大都没有新闻宣传一说，因为新闻、信息的获取受限是与民主自由精神相悖离的。有德国纳粹宣传的前车之鉴，西方世界多视新闻宣传为贬义，强加的政治宣传更是大忌。
　　
　　此外，新闻宣传枝繁叶茂的土壤也不存在了。欧美媒体大多为私有，纯商业运作，鲜见官办媒体，甚至有的法律规定政府不可以介入媒体。美国宪法及其第一修正案即权利法案就强调必须保护新闻自由，国会没有权利通过任何法案取消新闻自由。美国虽然有日报近1500种，周报和月刊6000多种，还有1600多家电视台、400多家有限电视网，但都由私人经营，政府没有自己的报纸和电视台，民主党和共和党也没有自己的党报。
　　
　　基于西方媒体的这种独立性和民主自由的社会特质，媒体在报道方面往往以坚持面向公众提供人们关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讯息为要，重在报道事实真相，并以客观立场展现来自各方的言论观点，尽量不偏不倚。它们不会专投政府或一党所好，也不太容易被政商界权威人士所左右。政府若想控制媒体做宣传的工具，或者想压制对自身不利的新闻报道，民主不会答应，媒体也不会就范。
　　
　　1971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陆续以系列连载形式刊登了国防部一份关于越战的长达7000页47卷的历史文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民众反战情绪高涨。美国国防部通过司法部以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利益之名将两报分别告上了法庭。当时《华盛顿邮报》的代理律师高举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标榜法律赋予的新闻自由权利，得以在一审判决中胜诉。案子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接受了上诉，并与当时败诉的《纽约时报》的上诉案件合并裁决。结果《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被视为职责所在，两报胜诉。而广为人知的《华盛顿邮报》坚持追查、报道真相的“水门事件”扳倒总统尼克松的案例更是世界新闻史上的标杆。
　　
　　中国因受战时和前苏联新闻体制的影响，将在新闻报道中加大政治宣传看作必要手段。而且中国新闻媒体大多是国有的，长期以来接受党的宣传部门的直接领导，服务对象虽有人民群众，但主要的、首要的是党和党代表的国家。在近几十年来，这些国有媒体的身份也有所变迁，部分变为事业单位，进行企业化管理，走向了集团化道路，但仍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和控制，始终是体制下的蛋，身子虽然进了市场经济，脑袋还搁在计划经济中。
　　
　　时代在变，政府执政的思维也应与时俱进。在当今形势下，新闻宣传虽一定程度上还起着控制意见引导思想的作用，但已难成粉饰太平、装扮和谐的完美道具。新闻自由的精神不可罔顾，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言论越是得到保护，新闻越是透明开放，越能减少政府和人民的对立，越能防止权力的腐化及权力不当对民众的侵害，从而缓解社会矛盾，避免剧烈的动荡。何不回归新闻最初的职能和理想，给民众和这个国家、这个世界多一点彼此了解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