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胜：营商环境决定了国家与区域的竞争力

　　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生存发展的生态系统

　　营商环境通常是指市场主体投资经营、成长与聚集的生态系统，主要包括对市场、企业交易的营商环境与市场主体创业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作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不单是企业自身因素决定的，是由企业之外的政府、社会、市场、文化等诸多因素构成的总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成长发展的土壤，是吸引企业集聚的平台，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竞争力。

　　人们通常把营商环境分为三类，一是营商软环境指数，其主要包括开办企业、执行合同、财产登记、内外资投资增速、税负水平等指标，反映了开办企业、财产登记的便利性，合同执行与财产保护的水平以及企业运行制度交易成本等；二是商务成本指数，是指企业经营活动的生产要素成本及变化，主要包括水价、电价、气价、地价、劳动力成本价格等，商务成本指数是综合性的评分指标，关键是市场主体运营成本及发展活力；三是政府社会服务指数，使用专业服务（法律）、科技服务、融资服务、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养老服务等测算，反映了政府专业化服务能力与水平。所以，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包括经营主体较低的运行成本，获得土地、人才、资本等要素资源的便利性，而且包括稳定公平透明的法规政策、行政服务效率、管理规范高效、创新包容的氛围以及适宜的生活环境。

　　2017年、2018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把营商环境界定为开办企业、获得建筑许可、获得电力、注册产权、获得信贷、保护小投资者、纳税、国际贸易、合同执行与破产清算等11个指标体系，进一步细化更多的指标，以此为依据衡量世界190个国家的营商环境，中国在全球排名第78位。

　　营商环境决定了国家与区域的竞争力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背后是营商环境的差距，短板是缺乏良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我国一些区域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领先其他地区，市场主体活跃、投资旺盛、创新富有活力，另一些区域则出现了投资下降、工商业增长下滑，除了一些客观因素外，主要是企业或投资者对当地营商环境有顾虑，不愿去投资，甚至已有的项目也在外迁。

　　目前，各地都在努力改善营商环境，但一些地方依然把重点放在尽一切可能给投资者提供各种优惠政策、提供资金支持、提供政府补贴上，而在如何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方面，如从开办企业、注册财产、获得信贷、投资者保护、跨境贸易、合同执行、办理破产等上则显得相对较弱，缺乏应有的保障机制与政策安排，形成了优惠政策硬、营商环境软，优惠政策优、营商环境有短板的矛盾格局，导致所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由此看来，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着力点要由“抓项目”转向“抓环境”。营商环境是国家或区域的基础竞争力，良好的营商环境，更能激发市场活力。例如，深圳引领式创新的核心密码就是创新环境与生态体系的营造，鼓励大胆改、大胆试的氛围，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基因，市场化程度高、法治化强。深圳以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使新业态、新产业形成集群式发展。目前深圳平均每天诞生48件发明专利，平均每60多人拥有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商事主体有200多万家，平均不到10人就有一个企业，海内外上市企业360多家，是国内上市企业最多的城市。据国际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2011年至2016年，深圳的国际合作条约专利申请年增速居全球首位，是东京的2.5倍，硅谷的3.6倍。

　　纵深推进改革，拿出优化营商环境的“组合拳”

　　优化营商环境，需要突出问题导向，自上而下补短板，拿出改善营商环境的“组合拳”。

　　一是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审视“放管服”改革中是否有些该放的权还没有放，该取消的审批还没有取消，有些下放的权力不配套、不到位、不衔接等；审视有多少改革措施没有落地，企业仍深受证照、许可过多之累，深受办事慢、办事难之苦。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凡是市场能够自行调节的，就放给市场，放得彻底，更要到位；凡是社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就放给社会；凡是基层管理更为方便有效的，就放给基层，真正把经济管理权限放到离市场最近的地方，把社会管理权限放到离群众最近的地方。着力推进简政减税减费，继续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建立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严禁越权收费、超标准收费，到期的政府性基金能取消的一律取消，要采取措施解决一些收费过高等问题；巩固和扩大营改增成果，进一步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以降低企业负担为目标，深化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缴费率的有关政策，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加快形成行政审批最少、收费最少、效率最高、透明度最高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二是摸清、摸透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难点、痛点、堵点”。市场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有体会，也最有发言权。要多走访企业，多去倾听企业呼声，切实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解决实际困难，让市场主体真正有获得感。搭建服务平台，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不断健全问题的发现、梳理、化解、突破机制。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以更加高效便捷的工商登记服务，提升营商环境生产力，最大限度减少乃至取消审批，凡保留的审批事项，依法向社会公布目录清单。积极推进“多证合一”，落实完善“先照后证、证照分离”改革，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审批改备案制，享受减少审批改革带来的便利。积极推进网上审批、网上服务取得突破性进展，促进网上政务与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积极推行企业名称登记和简易注销改革，抓好企业信息公示，公示企业年度年报，推进涉企信息归集共享，强化失信联合惩戒。督促市场监管部门开通网上登记系统，以企业办理登记“零见面”、电子营业执照“无介质”为目标，优化“线上”服务，促进企业办事不再“跨栏”。

　　三是强化政府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促进政府服务精准、到位，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政府主体多用正面清单模式管理，市场主体多用负面清单模式管理。打造政府公共信息服务、共享平台，提高政府服务能力与服务水平。完善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优化企业服务，扶持“双创”，打造公共服务平台，保障公平竞争环境。实现政府专业化服务突破，建设专业服务环境，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开展互联网+政务，提升政府专业化服务能力。在新业态、新模式下，政府选择的“合理行为”就是“补足产业链”和完善包括合约执行在内的“市场规则体系”。例如，深圳市政府对手机产业的升级看似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意义重大。因为当时手机入网必须通过工信部北京检测中心的检验，而长达三四个月的送检过程根本无法满足产品更新换代的需求。深圳市向工信部申请成立深圳检测中心，财政政策提供运营支持，引发深圳的“山寨”手机快速向自主品牌转型，并拉动整个通信产业链的转型升级。

　　四是对标、对比、对照找差距、定目标。首先，在坚持营商环境以“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为引领之下，以国际上最高标准、最高水平为标杆，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营商环境，促使市场环境体现统一、公平、高效。其次是对标借鉴学习国内一些区域建设良好营商环境的先进经验与做法。如借鉴上海市政府服务企业，甘做“店小二”，企业“一事不两跑、一事不两批”的做法。创新监管方式，积极探索“互联网+监管”模式，帮助企业成长壮大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提高监管效能；要建立大数据中心，整合政府部门数据的采集、管理与运用；加快推进网上审批，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路”。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性审慎监管。最后是对照建设高标准自贸试验区的要求，突出制度供给。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继续精简负面清单，减少事前审批，放松经济性管制，加强政府部门协同，抓紧完善外资相关法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例如，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企业一次性提供贸易数据，海关、检验检疫、税务、海事、边检等多部门提供审批和服务。积极推进“证照分离”改革，破解企业面临的“办照容易办证难”“准入不准营”等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