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技术进步离不开观念、体制创新的配合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应该没有人会否认。但要说我们一点问题也没有，恐怕也没有人会接受。直面问题，不回避、不掩饰，研究解决之道，是中国经济不断取得新成绩的不二法门。相信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也是这么过来的。

　　成本优势的变化，就是值得面对的问题。中国刚开始开放的时候，国家很穷，人民也很穷，工资、能源、土地价格等等，什么都很便宜。搞开放，外资愿意来，其中一个吸引力就是成本低廉。中国自己的产品，拿出去，特别进入发达经济体的市场，非常有价格竞争力。这就带来中国的出口导向，带来高速增长。这是我们走过来的路，很成功。问题是，成本优势会变化。

　　成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成本是在市场竞争里形成的，还有一种成本，我把它称为体制成本，那就是成体系的制度运行的成本。这类成本跟市场竞争导致的成本变动不同，带有体制的强制性，如果没有法律政策方面的主动调整，它降不下来。

　　十八大以来，在降低体制成本上，政府是很努力的。但我国体制成本的下降空间还是非常大的，不少消极的社会现象，包括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投资中的浪费等等，需要通过深化改革继续降低体制成本。

　　天下没有成本一直下降这回事。成本曲线，边际上降到一个点以后无可避免要掉头上升。企业如此，行业如此，地方如此，国家也如此，无一例外。所以，降下来的体制成本重新掉头上升，不意外。

　　出路何在？抽象讲，就是不能永远在一条成本线上做文章。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移动到新的成本线，不断将成本曲线向右下方推移。用日常语言说，就是体制创新、技术创新。新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新的技术手段，它对于观念突破、体制突破和利益格局突破，都有非凡功效。但是技术进步也离不开观念、体制创新的配合。

　　经济学上讲边际递减，“改革”也不能免。“改革”这个词，有行动时是个动词，没行动那就是个名词。回到中国现实，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作为纲领或大政方针一直存在，说明深得人心。但是改革也不是年年月月天天都有行动的，实际上很多时候，并没有推出改革的行动，而是在准备、酝酿、试探，或只是做局部实验。改革是又要过日子，又要做系统性变革。过日子叠加体制机制变革，就不可能那样顺畅。特别是容易改的改得差不多之后，深层改革之难，是题中应有之义。另外，中国经济体量今非昔比，正如一头大象得了感冒，不能拿一个小勺喂药，即便药方是对的，量也不够。改革力度如何与今天经济体量相匹配，值得关注和研究。

　　仔细看创新，到今天我们在原创方面的贡献还不够多。大多数成就，还是跟跑的成就。从原子弹、高铁、互联网到电商、社交、共享单车，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论到原创——最初的想法和核心技术——还是人家先发，我们跟随，在跟随中发挥应用性、组合性创新。所以，我们的后发优势要充分利用，但不要忽略在取得后发优势的同时，可能还掩盖着后发劣势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