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杠杆、国企改革、打破管制，这是下半年经济要过的三道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在6月17日的2017年中期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表示，最近关于经济处于新周期的上升阶段还是在旧周期的盘整阶段讨论很多，做出不同判断是因为当前经济是多重周期叠加，分析参看的是其中的某个周期。
刘元春认为，做短期判断看需求端，做长期判断则要看供给端。
在当天“反弹、分化与周期转换中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中，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凤良代表课题组发布了论坛主报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7年中期）——反弹、分化与周期转换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报告指出，2017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反弹与分化两大基本特征。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延续了2016年下半年以来企稳向好的态势，多项宏观经济指标都趋于改善，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进一步增强，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经济成功探底回升、风险和压力得到初步释放，同时也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初见成效。
报告判断，在现有宏观政策调整的基调下，下半年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会放缓，而民间投资的反弹力度还有待观察，弥补前者缺口的可能性很小，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下行压力将会逐渐显现，本轮“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已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形成，并呈现底部波动企稳特征，2017年全年GDP增速为6.7%。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2014年末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第一步就是“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提出到今年已经三年了，为什么今年的去杠杆才明显加大力度？
曹远征的看法是，这跟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化高度相关，“三去一降一补”提出的时候，如果快速地去杠杆可能导致风险加速暴露，去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恢复增长，连续5个季度增长说明中国的宏观经济基本稳定，它为去杠杆创造的条件，这是今年去杠杆力度加大的重要背景。
曹远征表示，金融去杠杆的关键在于国企改革、财税改革以及完善创新经济体制。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当天的论坛上表示，要防止财政问题金融化，稳增长和去杠杆动态平衡必须保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淡化GDP目标。
徐忠还指出，政策不能一刀切，应该让制度有弹性，反映各个地方的经济水平，地方债务风险明显的应该限制，但是有的地方有一定的加杠杆余地，可以适当留出空间。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是财政问题，而是金融问题。”曹远征说。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认为，地方债务高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没有理顺，但是围绕中央和地方关系之间的改革到今天还不如税制改革走得顺畅，一个原因是没有达成共识。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要守住3%的赤字底线，同时要兼顾扩张需求。”高培勇说。
“去杠杆就是整治脱实向虚，国企改革是个大问题，而打破管制则是要抛弃过去工业化的管理模式，转向服务型政府，释放投资空间，真正扭转中央与地方目标的扭曲。”刘元春说。
刘元春认为，做短期判断看需求端，做长期判断则要看供给端。
在当天“反弹、分化与周期转换中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中，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凤良代表课题组发布了论坛主报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7年中期）——反弹、分化与周期转换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报告指出，2017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反弹与分化两大基本特征。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延续了2016年下半年以来企稳向好的态势，多项宏观经济指标都趋于改善，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进一步增强，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经济成功探底回升、风险和压力得到初步释放，同时也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初见成效。
报告判断，在现有宏观政策调整的基调下，下半年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会放缓，而民间投资的反弹力度还有待观察，弥补前者缺口的可能性很小，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下行压力将会逐渐显现，本轮“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已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形成，并呈现底部波动企稳特征，2017年全年GDP增速为6.7%。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2014年末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第一步就是“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提出到今年已经三年了，为什么今年的去杠杆才明显加大力度？
曹远征的看法是，这跟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化高度相关，“三去一降一补”提出的时候，如果快速地去杠杆可能导致风险加速暴露，去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恢复增长，连续5个季度增长说明中国的宏观经济基本稳定，它为去杠杆创造的条件，这是今年去杠杆力度加大的重要背景。
曹远征表示，金融去杠杆的关键在于国企改革、财税改革以及完善创新经济体制。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当天的论坛上表示，要防止财政问题金融化，稳增长和去杠杆动态平衡必须保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淡化GDP目标。
徐忠还指出，政策不能一刀切，应该让制度有弹性，反映各个地方的经济水平，地方债务风险明显的应该限制，但是有的地方有一定的加杠杆余地，可以适当留出空间。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是财政问题，而是金融问题。”曹远征说。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认为，地方债务高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没有理顺，但是围绕中央和地方关系之间的改革到今天还不如税制改革走得顺畅，一个原因是没有达成共识。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要守住3%的赤字底线，同时要兼顾扩张需求。”高培勇说。
“去杠杆就是整治脱实向虚，国企改革是个大问题，而打破管制则是要抛弃过去工业化的管理模式，转向服务型政府，释放投资空间，真正扭转中央与地方目标的扭曲。”刘元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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