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介绍,我国企业投资并购领域广泛,制造业并购占近三成。据初步统计,1至11月我国企业海外并购项目561个,交易金额达824亿美元(包括境外融资),几乎涉及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其中制造业以近230亿美元的并购金额名列首位。
此外,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比近九成。1至11月,地方企业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418.4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2.1倍,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7.7%。上海、广东和北京位居地方对外投资的前列。
从行业来看,对外投资主要流向以下几个领域:商务服务业403.3亿美元,同比增长8.1%,占投资总额的24.9%;制造业297.3亿美元,增长151.9%,占18.4%,其中流向装备制造业167.6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2.8倍,占制造业对外投资的56.4%;批发和零售业263.1亿美元,增长95.8%,占16.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92.3亿美元,增长249.9%,占11.9%。
对外投资高歌猛进的同时,吸收外资虽然一直保持增长,但增速却持续放缓。据介绍,1至11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355家,同比增长3.0%;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318亿元人民币,折合1137.9亿美元,同比增长3.9%(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至今,不计入金融类投资,对外投资与吸收外资的差额已经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约479亿美元。而201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才首次超过吸收外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对外经贸大学外国直接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认为,流量成为净对外投资国的趋势还将持续,并有望在“十四五”期间实现存量的净对外投资国。在他看来,这正是我国从投资大国向投资强国迈进的过程。
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在近年来引进外资保持稳定、低速增长,对外投资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双向外资流动的平衡关系发生转变,于2015年成为直接投资领域的资本净输出国。然而,受对外投资猛增驱动,这种渐进演变在2016年呈现“突变”格局,其成因和影响值得注意。如果说之前的对外投资高速增长更多地是由实体经济和竞争力提升所驱动,那么2016年的增长则在相当程度上与国际金融因素和企业财务考量相关。
梁国勇表示,企业层面,人民币汇率贬值及其预期的强化使得持续多年的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的财务模式发生了逆转。在美元强势格局下,市场主体的单边预期容易造成财务决策和行为的趋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超大规模海外投资引发的购付汇需求会加大资本外流压力,加剧国际收支风险,反过来又对人民币汇率构成压力。
事实上,监管部门已经在密切关注近期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以及大额非主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建议有关企业审慎决策。
在梁国勇看来,政策上适当的监管防控是必要的,但应注意对不同行业、不同目的、不同融资渠道的海外投资项目区别对待。对那些缺乏实体经济背景和竞争力诉求,主要基于金融考量和财务决策的大型收购项目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性的、必要的限制措施。最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开始关注部分领域的一些“非理性”的对外投资活动,这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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