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再振兴：百年积弊与思想解放

　　东北振兴再上路。

　　4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发布。该《意见》提出，到2020年，东北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重大成果，在此基础上再用10年左右，实现全面振兴。

　　近两年多来，东北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以今年第一季度为例，辽宁地区经济实际增速-1.3%，系全国唯一一个出现负增长的省份。

　　东北亟需一场刮骨疗伤的拯救。探究拯救之道，还需从根源说起。

　　辛亥革命之后、张作霖父子统治东北时期，东北是“闯关东”的主要目的地。一份刊载于《辽宁大学学报》的论文显示，自1927年－1930年，每年移民东北者百万人以上，其中1929年高达110万人。

　　彼时，与战火纷飞的关内相比，东北拥有肥沃的土地，以及煤炭、钢铁等工业原材料，一度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伪满洲国时期，东北尽管遭到日本的荼毒和掠夺式开发，但经济数据数据远超同时期的国民政府。

　　《剑桥中国史》记录，自1936年开始，东北经济迅速增长，占全国总人口8%－9%的满洲，工厂生产额几乎占1949年前全国总生产额的1/3。

　　但东北不是市场的孩子，计划经济特质由此种下。

　　东北在张作霖父子时期，便已表现出财阀经济的特征，多数大型厂矿控制在当局手中。

　　伪满洲国时期，在日本权益集团的支持下，满洲建立起一个综合性生产资料制造部门的大计划，固定资产投资由日本提供，投资率在1939年高达2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十多个百分点。鞍山、本溪的钢铁厂，抚顺的煤矿，无一不表现出资源性国企的属性。

　　这种工业部门的“现代化”换来东北经济的发展，同时造成中小型民营企业在东北的羸弱。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五计划”实行，东北被优先发展，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57项分布于此。

　　这继续强化着东北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中堡垒的地位。

　　经济计划虽然一度为中国发展作出贡献，同样暴露出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等扭曲资源配置的缺点。

　　随着计划经济逐步退出，市场经济开始重构中国经济格局，浙江等更少受到计划经济垂青的地区，以民营企业为主导的经济势力率先崛起，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则依旧沉溺于“国家包办一切”的大锅饭之中。

　　计划经济的巨大惯性甚至干扰到上一轮的东北振兴计划。

　　从2003年到2012年，上一届政府提出东北振兴计划，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地区经济增速都在12%以上，高出全国平均增速两个百分点。

　　这种增长依旧是由投资拉动，资金使用仍以工业部门和国有企业为主。

　　《经济学人》报道，2000年代初，东北国有企业占到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目前虽然降至50%左右，但仍然远高于全国30%的平均水平。

　　另一组数据亦能说明上一轮东北振兴的症结所在。2013年，投资拉动占到东北GDP增速的6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较十年前几乎翻番。

　　从伪满洲国到改革开放，再到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日，东北仍然笼罩在计划经济思维之下，以至于很多人不理解或不相信市场的作用。

　　就像一些国企工人，每月工资只有两三千元，生活上尚需父母接济。即便如此，他们依旧不愿意离开国企、进入收入更高的民营企业。

　　这一方面是由于根深蒂固的铁饭碗思维，另一方面是东北糟糕的营商环境导致民营企业步履维艰。

　　而今，东北再振兴的关键之一，便是来一场思想解放，从那些还在相信投资拉动、行政干预的地方官员开始，让他们告别对体制的迷恋，相信市场的力量。

　　东北面临的困难依旧很多，包括资源枯竭、人才流失、产业结构单一、三产结构失衡等等，但希望仍在。比如说，东北的消费需求不曾萎靡，只是部分需求随着人才流失，未能留在东北。

　　这也意味着，东北创业和营商环境的供给需要改革，地方政府的行政体制、服务质量的供给，更是需要改革。

　　东北再振兴，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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