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新区走过25年，雄安新区成为中国第19个国家级新区。
消息公布当天，新华社发文称，雄安新区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经济特区实施对外开放职能，带领了珠三角的经济腾飞，上世纪90年代上海浦东新区以金融为抓手，通过综合改革，成为长三角的翘楚。
不可否认，雄安新区被寄予的期待超越一般的国家级新区。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早年参与深圳特区建设的官员以及国内相关专家，解读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的相关改革经验，探路雄安新区的创新驱动新动力。
“以新破局”
国家级新区是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设立的一种新开发开放与改革的大城市区。新区的成立和开发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总体发展目标、发展定位等由国务院统一进行规划和审批，相关特殊优惠政策和权限由国务院直接批复，在辖区内实行更加开放和优惠的特殊政策，鼓励新区进行各项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探索工作。
1992年浦东新区成立，成为第一个国家级新区。2014年以来陆续有包括兰州新区、湘江新区等十余个国家级新区获批。
首都经贸大学城市学院教授王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要区别雄安新区和此前的18个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未来不管是在改革力度上，还是在配套政策和投资上，都会高于之前的国家级新区。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也表示，雄安新区不是以往国家级新区模式的延伸，过去的国家级新区除了浦东新区外，其他新区更多的是地方经济增长极的概念，在改革创新方面的力度较小。雄安新区是为了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探索解决大城市病问题，它并不是经济意义上的新区，更多是需要看到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和创新，需要新的模式。
4月份，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深圳市委原常委张思平，他表示，就深圳而言，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来此工作或者创业的人，对改革创新等大多充满向往。上世纪80 、90年代初，来深圳闯的人，大多有着自己的追求和理想的。
对于深圳改革经验，张思平在其撰写的一篇改革经验总结里提到，深圳在特区建设初期，需要解决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物资、干部、劳动力等发展要素，就和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金融管理体制、商品流通体制、物资分配体制、价格管理体制、干部管理体制、劳动管理体制等发生尖锐矛盾，倒逼深圳去探索适应特区建设的新体制、新机制。又如，深圳特区要兴办来料加工企业，开展“三来一补”，扩大对外出口创汇，也势必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外资管理体制、外汇管理体制等发生冲突。
有冲突就意味着要突破。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深圳在建设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中国从计划经济突围，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先锋的角色，客观上使深圳最早打破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市场经济的因素和机制。从1980年到1995 年，在将近15年的时间里，深圳引领了全国市场经济体制探索的潮流，成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个试验场。
雄安新区将扮演怎样的试验场？新华社发文称，对于雄安新区来说，新区之“新”在于“以新破局”，构建起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也为中国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住房、户籍改革创新试验场
王晖和李国平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均提到了雄安新区土地和住房方面的改革，也提到了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模式，即新加坡特有的组屋制度，它让“80%居者有其屋”，该目标在2010年就已实现，以保障满足基本民生需求为优先。组屋，相当于新加坡的经济适用房。
李国平说，雄安新区的住房配置体系，一定要考虑以建廉租房、公租房和单位自建房为主。在这里有望探索全新的房地产改革，控制房地产价格，保障民众住房需求。
近期，雄安新区正在就新区范围内土地、人口、房屋及房屋租赁情况进行调查摸底，目的是全面掌握新区房地产需求、土地及房屋供给情况，为研究制定新区房地产政策、探索房地产开发建设新模式提供全面、准确的基础资料。
河北省常务副省长、雄安新区临时党委书记袁桐利近日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要研究制定适合新区发展需要的住房保障体系，不搞大规模土地批租、不搞土地财政，严格限制商品房开发，让低房价成为新区吸引创新要素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雄安的改革和创新，被寄予很多期待，重点包括土地、房地产、户籍和人才引进方面。王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最希望看到的是土地住房和户籍方面的改革探索。跟深圳和浦东相比，雄安新区的改革力度有可能更大一些，比如在土地和户籍的跨区域协同方面，雄安新区有望有新尝试。
公开资料显示，从2016年6月开始，雄安新区规划区域内，已逐步实行房屋等不动产、规划、土地、项目、户籍的冻结，为筹建新区做准备。雄安新区将制定全新的住房政策，严禁大规模开发房地产。
王晖认为，在户籍和土地改革方面，比如户籍在北京，人在雄安工作，可以同时享受北京和雄安的医疗教育政策，以及对优秀人才户籍零门槛等。
“深圳和浦东的今天，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雄安的明天。雄安新区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邬贺铨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千年大计，正是表达着中央推行这个战略的决心和定力。
消息公布当天，新华社发文称，雄安新区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经济特区实施对外开放职能，带领了珠三角的经济腾飞，上世纪90年代上海浦东新区以金融为抓手，通过综合改革，成为长三角的翘楚。
不可否认，雄安新区被寄予的期待超越一般的国家级新区。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早年参与深圳特区建设的官员以及国内相关专家，解读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的相关改革经验，探路雄安新区的创新驱动新动力。
“以新破局”
国家级新区是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设立的一种新开发开放与改革的大城市区。新区的成立和开发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总体发展目标、发展定位等由国务院统一进行规划和审批，相关特殊优惠政策和权限由国务院直接批复，在辖区内实行更加开放和优惠的特殊政策，鼓励新区进行各项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探索工作。
1992年浦东新区成立，成为第一个国家级新区。2014年以来陆续有包括兰州新区、湘江新区等十余个国家级新区获批。
首都经贸大学城市学院教授王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要区别雄安新区和此前的18个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未来不管是在改革力度上，还是在配套政策和投资上，都会高于之前的国家级新区。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也表示，雄安新区不是以往国家级新区模式的延伸，过去的国家级新区除了浦东新区外，其他新区更多的是地方经济增长极的概念，在改革创新方面的力度较小。雄安新区是为了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探索解决大城市病问题，它并不是经济意义上的新区，更多是需要看到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和创新，需要新的模式。
4月份，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深圳市委原常委张思平，他表示，就深圳而言，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来此工作或者创业的人，对改革创新等大多充满向往。上世纪80 、90年代初，来深圳闯的人，大多有着自己的追求和理想的。
对于深圳改革经验，张思平在其撰写的一篇改革经验总结里提到，深圳在特区建设初期，需要解决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物资、干部、劳动力等发展要素，就和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金融管理体制、商品流通体制、物资分配体制、价格管理体制、干部管理体制、劳动管理体制等发生尖锐矛盾，倒逼深圳去探索适应特区建设的新体制、新机制。又如，深圳特区要兴办来料加工企业，开展“三来一补”，扩大对外出口创汇，也势必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外资管理体制、外汇管理体制等发生冲突。
有冲突就意味着要突破。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深圳在建设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中国从计划经济突围，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先锋的角色，客观上使深圳最早打破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市场经济的因素和机制。从1980年到1995 年，在将近15年的时间里，深圳引领了全国市场经济体制探索的潮流，成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个试验场。
雄安新区将扮演怎样的试验场？新华社发文称，对于雄安新区来说，新区之“新”在于“以新破局”，构建起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也为中国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住房、户籍改革创新试验场
王晖和李国平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均提到了雄安新区土地和住房方面的改革，也提到了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模式，即新加坡特有的组屋制度，它让“80%居者有其屋”，该目标在2010年就已实现，以保障满足基本民生需求为优先。组屋，相当于新加坡的经济适用房。
李国平说，雄安新区的住房配置体系，一定要考虑以建廉租房、公租房和单位自建房为主。在这里有望探索全新的房地产改革，控制房地产价格，保障民众住房需求。
近期，雄安新区正在就新区范围内土地、人口、房屋及房屋租赁情况进行调查摸底，目的是全面掌握新区房地产需求、土地及房屋供给情况，为研究制定新区房地产政策、探索房地产开发建设新模式提供全面、准确的基础资料。
河北省常务副省长、雄安新区临时党委书记袁桐利近日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要研究制定适合新区发展需要的住房保障体系，不搞大规模土地批租、不搞土地财政，严格限制商品房开发，让低房价成为新区吸引创新要素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雄安的改革和创新，被寄予很多期待，重点包括土地、房地产、户籍和人才引进方面。王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最希望看到的是土地住房和户籍方面的改革探索。跟深圳和浦东相比，雄安新区的改革力度有可能更大一些，比如在土地和户籍的跨区域协同方面，雄安新区有望有新尝试。
公开资料显示，从2016年6月开始，雄安新区规划区域内，已逐步实行房屋等不动产、规划、土地、项目、户籍的冻结，为筹建新区做准备。雄安新区将制定全新的住房政策，严禁大规模开发房地产。
王晖认为，在户籍和土地改革方面，比如户籍在北京，人在雄安工作，可以同时享受北京和雄安的医疗教育政策，以及对优秀人才户籍零门槛等。
“深圳和浦东的今天，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雄安的明天。雄安新区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邬贺铨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千年大计，正是表达着中央推行这个战略的决心和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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