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在广州召开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研究课题汇报会上，王福强向广东省省长马兴瑞作了课题汇报。作为课题组副组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 称“国经中心”）产业部部长，王福强在汇报中提出了从中央层面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工作领导小组等建议。
目前，广东省已经在课题组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形成规划文本初稿，并向港澳征求意见。按进度，今年9月将统一向中央上报。
近日，就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的若干热点问题，南都记者专访了规划研究的核心参与者王福强。
香港深圳等城市已现创新型经济特征
南都：贵中心去年就和广东省发改委签订协议，启动制定“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规划研究”，这和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研究”有何区别？
王福强：其实还是一个东西。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是中国唯一具有现实基础和发展潜力，可以对标国际性湾区，打造成比肩五大湖区、伦敦、东京这种世界级城市群的地方。不要看低这个城市群的发展前途。因为如果放在国内城市群的框架下，它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如果对标国际一流湾区，它就是世界级城市群的规模。所以，应该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的角度，而不是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角度来推动这个事情。
南都：对标国际一流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为何选择粤港澳这个区域？
王福强：典型的湾区发展历程，包括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创新型经济四个阶段。东京、纽约和旧金山湾区基本处于服务经济向创新型经济的转轨中。在中国，除了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具备物理性基础的湾区发展程度都比较低，都还处于第一阶段港口经济。搞转口贸易，甚至还没有国际航线，显然不具备建设国际一流湾区最基础的条件。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也有差异，珠三角制造业比较发达，处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而香港、深圳等部分城市已出现创新型经济特征。
相比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化率更高，这里还是历史上的改革开放前沿，具有开放传统。同时这里具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在这种大格局下，寻求制度创新，制定一些新规则，率先在大湾区内部试用，再推广到全球，影响国际规则制定。
湾区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不是一蹴而就的。湾区经济的发展也有层级，没有经过产业的累积，没有量变，肯定不行。如果3年前说要做一个粤港澳大湾区，就还不成熟，产业没有积累起来，市场没有培育起来，也还没有便捷的交通体系和广阔的腹地支撑。
我们的研究报告提出，希望广东、广西、海南、福建联合起来，推动融合发展。目前国家的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抓总，北部有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部有长江经济带，唯独南中国缺少一个区域战略。泛珠区域里有5个省在长江经济带，扣除这5个省，就剩下4个省没有国家级战略覆盖。
建议成立大湾区工作领导小组
南都：这次中央提出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将如何进一步理顺或提升粤港澳区域合作关系？比如粤港合作联席会议这样的协调机构，以后会不会有升级版？
王福强：当然会建立起具体的沟通协调机制。我们建议从中央层面成立一个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务院领导做组长，国家相关部委和粤港澳各方组成，统筹研究解决大湾区合作发展重大问题。省市层面，也要建立固定联系机制，三地行政首脑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我们还提出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开发投资集团公司。香港、澳门其实有很多资本，不知道怎么花。可以参照三峡开发模式，由中央和三地政府提供引导资金，再加上社会资本、海外资本参与，利用PPP的形式成立投资开发公司，承担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建设，甚至可以联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
最后，建议支持“粤桂闽琼海洋经济区”（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海南）适时上升为国家战略。
做规划不是给各个城市分工
南都：未来大湾区“9+2”城市的关系如何协调？更强调竞争还是合作？
王福强：我认为还是竞合关系，各城市之间形成差异化的匹配，一定要共赢发展、合作发展。我们做规划也不是给各个城市分工。可以指导它们明确自身定位，但不能限制它们做什么。佛山、东莞制造业非常强，它们的任务是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发展支撑制造业的服务业。江门、惠州、中山则面临怎么做大做强的问题。
如何差异化发展？举江门的例子，相比珠三角开发程度较高的城市，江门有广阔的腹地，还有后发优势。佛山、东莞已经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江门可以直接越过这个阶段，吸引一些高端产业，不要把污染产业转移到这。江门有广阔的海岸线，具有发展海洋经济的条件。但如果还是发展传统的临海工业，做物流、加工，不具有竞争力。这个区域已经有吞吐量世界第三的深圳港以及广州港、香港港。要发展海洋经济，江门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海洋工程装备制造，这个必需和南沙合作，因为南沙也在做。另一种就是小众的、高附加值的短途交通工具，比如游艇和水上飞机，打造全产业链的制造业。
惠州也是类似的情况，惠州港和江门港一样面临尴尬境地，需要找一些不一样的发展临海经济的点。除海港外，惠州还有空港，现在定位是新干线机场，主要疏解深圳机场压力，同时吸引河源、汕尾的客源，即便如此，承载力仍不饱和。所以我建议惠州做航空小镇，发展航空业的某一链条。
建议成立大湾区港口联盟
南都：大湾区内部各城市间，最核心的还是协调四极（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的关系，你认为可以怎么合作？比如港口、航空等资源如何分配？
王福强：港口方面，我们建议搞一个大湾区港口联盟，类似于委员会，负责协调各港口的功能定位。这个联盟可以由广东省交通厅牵头，或者交通厅授权广州港管委会牵头。香港港、深圳港、广州港现在都有国际和内贸航运业务，关键看侧重哪方面。我们的研究报告建议，建设以香港国际航运中心为核心，以深圳港、广州港为集装箱枢纽港，以东莞、惠州、中山、江门等其他支线港口为喂给港的国际航运物流中心。
现在航空资源也没有完全共享，存在严重阻隔。珠海机场嗷嗷待哺，港珠澳大桥一旦建成，珠海就可能有效承担香港机场的疏解功能。受制于空域限制，深圳机场、广州白云机场(16.940, 0.01, 0.06%)也需要新干线机场（惠州机场和佛山高明机场）来疏解压力。澳门机场则要发挥中国和葡语国家经贸交往平台的作用，开辟更多针对拉丁语系国家航线。国家民航总局应好好考虑如何分布客流和航线。
建议率先给予深圳改革综合授权
南都：马兴瑞省长此前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要以“最大限度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畅通”为主要目标。如何理解这一目标，怎样实现？
王福强：在打破市场壁垒推动要素有序流动方面，我们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比如，推动人员自由流动方面，一是放宽内地居民赴港澳的审批手续，包括延长一次签注居留时限，下放港澳通行证签注审批权至县级出入境部门等。二是参照一些国家对中国开放的“落地签”模式，给大湾区内地居民赴港澳提供更大方便。三是支持三地在通关便利化方面开展合作，取消离境检查，仅实施入境检查。
南都：我们注意到，课题组研究报告里还提出逐步给予保障大湾区改革创新的自主权，这具体指什么？
王福强：现在谈到改革，很多地方不敢再往前走。举个例子，《劳动合同法》不允许签对赌协议。企业对员工进行巨额的人力资源培养，送去哈佛学习，回来员工要走，现在的《劳动合同法》不保护公司。如果签对赌协议，双方就可以约定巨额罚金和禁止条款，要求离职的员工几年内不允许进入这个行业。再比如，海外人员的学历互认、专业资质认证，对于吸引人才很重要，也没人动。
中央现在的改革，定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再让地方执行。可一旦制定了具体的实施细则，一个政策管全国，又无法具有普适性。怎么给具有创新意识的地方领导充分的容错机制？我们建议，率先给予深圳全方位改革综合授权，鼓励先行先试，为新一轮改革探路。同时支持大湾区内部各城市单元通过地方立法权设立改革保护条例，鼓励试错，宽容失败。
国经中心关于推动市场要素有序流动的政策建议
推动人员自由流动，适应内地与港澳更紧密联系的现实需求，取消各种程序性限制，支持首先对大湾区内地居民赴港澳采用“落地签”，促进大湾区内部人员更便捷往来。
推动资金充分流动，积极推动开展RQFII、QDII等跨境投资业务。继续在CEPA框架下，缩短对港澳金融领域负面清单，鼓励粤港澳金融机构开展跨境互设、跨境兼并重组，组建跨境金融控股集团。
推动建立统一市场 清理阻碍要素合理流动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推动独立第三方检测和认证服务的结果互认，建立大湾区共同劳务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向港澳居民开放教育、服务、制造等更多内地就业领域，鼓励香港专业人才在大湾区内地创业，鼓励港澳居民在内地购房、居住。
完善人员流动便利化机制，放宽外国高层次人才签证和居留许可政策。扩大养老、医疗对境外及外籍人才的覆盖范围。探索“大湾区”绿卡，在大湾区全域范围内率先推进外国技术移民制度改革试点。
完善资金支持政策，支持大湾区政府资本、金融资本和各类社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基金，支持大湾区重大合作项目建设。支持国家金融机构在大湾区设立分支机构。
设立大湾区日常工作机构 三地联合设立专门机构大湾区合作发展秘书处。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协调委员会，共同编制大湾区发展专项规划。共同设立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论坛。
借鉴港澳经验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尽快建立统一的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简化行政审批，便捷商事登记，努力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大湾区内联合打造多种平台 推动大湾区港口联合成立粤港澳大湾区港口联盟，成立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中心等，发挥集团优势联合参与国家战略。
争取更多国际合作平台落户大湾区 依托广州南沙新区，发起建立国际湾区联盟，承担与国际著名湾区的联系沟通、资源对接与项目推介等任务。推动国家发起成立“一带一路”港口联盟，争取该联盟落户大湾区。
搭建粤港澳民间交流平台 积极开展粤港澳三地专业智库、商会的建设与合作，创新交流沟通机制，打造更多便于三地业界、学界特别是青少年间交流沟通的平台，推动三地民心相融。
目前，广东省已经在课题组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形成规划文本初稿，并向港澳征求意见。按进度，今年9月将统一向中央上报。
近日，就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的若干热点问题，南都记者专访了规划研究的核心参与者王福强。
香港深圳等城市已现创新型经济特征
南都：贵中心去年就和广东省发改委签订协议，启动制定“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规划研究”，这和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研究”有何区别？
王福强：其实还是一个东西。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是中国唯一具有现实基础和发展潜力，可以对标国际性湾区，打造成比肩五大湖区、伦敦、东京这种世界级城市群的地方。不要看低这个城市群的发展前途。因为如果放在国内城市群的框架下，它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如果对标国际一流湾区，它就是世界级城市群的规模。所以，应该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的角度，而不是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角度来推动这个事情。
南都：对标国际一流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为何选择粤港澳这个区域？
王福强：典型的湾区发展历程，包括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创新型经济四个阶段。东京、纽约和旧金山湾区基本处于服务经济向创新型经济的转轨中。在中国，除了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具备物理性基础的湾区发展程度都比较低，都还处于第一阶段港口经济。搞转口贸易，甚至还没有国际航线，显然不具备建设国际一流湾区最基础的条件。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也有差异，珠三角制造业比较发达，处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而香港、深圳等部分城市已出现创新型经济特征。
相比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化率更高，这里还是历史上的改革开放前沿，具有开放传统。同时这里具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在这种大格局下，寻求制度创新，制定一些新规则，率先在大湾区内部试用，再推广到全球，影响国际规则制定。
湾区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不是一蹴而就的。湾区经济的发展也有层级，没有经过产业的累积，没有量变，肯定不行。如果3年前说要做一个粤港澳大湾区，就还不成熟，产业没有积累起来，市场没有培育起来，也还没有便捷的交通体系和广阔的腹地支撑。
我们的研究报告提出，希望广东、广西、海南、福建联合起来，推动融合发展。目前国家的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抓总，北部有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部有长江经济带，唯独南中国缺少一个区域战略。泛珠区域里有5个省在长江经济带，扣除这5个省，就剩下4个省没有国家级战略覆盖。
建议成立大湾区工作领导小组
南都：这次中央提出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将如何进一步理顺或提升粤港澳区域合作关系？比如粤港合作联席会议这样的协调机构，以后会不会有升级版？
王福强：当然会建立起具体的沟通协调机制。我们建议从中央层面成立一个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务院领导做组长，国家相关部委和粤港澳各方组成，统筹研究解决大湾区合作发展重大问题。省市层面，也要建立固定联系机制，三地行政首脑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我们还提出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开发投资集团公司。香港、澳门其实有很多资本，不知道怎么花。可以参照三峡开发模式，由中央和三地政府提供引导资金，再加上社会资本、海外资本参与，利用PPP的形式成立投资开发公司，承担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建设，甚至可以联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
最后，建议支持“粤桂闽琼海洋经济区”（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海南）适时上升为国家战略。
做规划不是给各个城市分工
南都：未来大湾区“9+2”城市的关系如何协调？更强调竞争还是合作？
王福强：我认为还是竞合关系，各城市之间形成差异化的匹配，一定要共赢发展、合作发展。我们做规划也不是给各个城市分工。可以指导它们明确自身定位，但不能限制它们做什么。佛山、东莞制造业非常强，它们的任务是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发展支撑制造业的服务业。江门、惠州、中山则面临怎么做大做强的问题。
如何差异化发展？举江门的例子，相比珠三角开发程度较高的城市，江门有广阔的腹地，还有后发优势。佛山、东莞已经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江门可以直接越过这个阶段，吸引一些高端产业，不要把污染产业转移到这。江门有广阔的海岸线，具有发展海洋经济的条件。但如果还是发展传统的临海工业，做物流、加工，不具有竞争力。这个区域已经有吞吐量世界第三的深圳港以及广州港、香港港。要发展海洋经济，江门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海洋工程装备制造，这个必需和南沙合作，因为南沙也在做。另一种就是小众的、高附加值的短途交通工具，比如游艇和水上飞机，打造全产业链的制造业。
惠州也是类似的情况，惠州港和江门港一样面临尴尬境地，需要找一些不一样的发展临海经济的点。除海港外，惠州还有空港，现在定位是新干线机场，主要疏解深圳机场压力，同时吸引河源、汕尾的客源，即便如此，承载力仍不饱和。所以我建议惠州做航空小镇，发展航空业的某一链条。
建议成立大湾区港口联盟
南都：大湾区内部各城市间，最核心的还是协调四极（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的关系，你认为可以怎么合作？比如港口、航空等资源如何分配？
王福强：港口方面，我们建议搞一个大湾区港口联盟，类似于委员会，负责协调各港口的功能定位。这个联盟可以由广东省交通厅牵头，或者交通厅授权广州港管委会牵头。香港港、深圳港、广州港现在都有国际和内贸航运业务，关键看侧重哪方面。我们的研究报告建议，建设以香港国际航运中心为核心，以深圳港、广州港为集装箱枢纽港，以东莞、惠州、中山、江门等其他支线港口为喂给港的国际航运物流中心。
现在航空资源也没有完全共享，存在严重阻隔。珠海机场嗷嗷待哺，港珠澳大桥一旦建成，珠海就可能有效承担香港机场的疏解功能。受制于空域限制，深圳机场、广州白云机场(16.940, 0.01, 0.06%)也需要新干线机场（惠州机场和佛山高明机场）来疏解压力。澳门机场则要发挥中国和葡语国家经贸交往平台的作用，开辟更多针对拉丁语系国家航线。国家民航总局应好好考虑如何分布客流和航线。
建议率先给予深圳改革综合授权
南都：马兴瑞省长此前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要以“最大限度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畅通”为主要目标。如何理解这一目标，怎样实现？
王福强：在打破市场壁垒推动要素有序流动方面，我们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比如，推动人员自由流动方面，一是放宽内地居民赴港澳的审批手续，包括延长一次签注居留时限，下放港澳通行证签注审批权至县级出入境部门等。二是参照一些国家对中国开放的“落地签”模式，给大湾区内地居民赴港澳提供更大方便。三是支持三地在通关便利化方面开展合作，取消离境检查，仅实施入境检查。
南都：我们注意到，课题组研究报告里还提出逐步给予保障大湾区改革创新的自主权，这具体指什么？
王福强：现在谈到改革，很多地方不敢再往前走。举个例子，《劳动合同法》不允许签对赌协议。企业对员工进行巨额的人力资源培养，送去哈佛学习，回来员工要走，现在的《劳动合同法》不保护公司。如果签对赌协议，双方就可以约定巨额罚金和禁止条款，要求离职的员工几年内不允许进入这个行业。再比如，海外人员的学历互认、专业资质认证，对于吸引人才很重要，也没人动。
中央现在的改革，定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再让地方执行。可一旦制定了具体的实施细则，一个政策管全国，又无法具有普适性。怎么给具有创新意识的地方领导充分的容错机制？我们建议，率先给予深圳全方位改革综合授权，鼓励先行先试，为新一轮改革探路。同时支持大湾区内部各城市单元通过地方立法权设立改革保护条例，鼓励试错，宽容失败。
国经中心关于推动市场要素有序流动的政策建议
推动人员自由流动，适应内地与港澳更紧密联系的现实需求，取消各种程序性限制，支持首先对大湾区内地居民赴港澳采用“落地签”，促进大湾区内部人员更便捷往来。
推动资金充分流动，积极推动开展RQFII、QDII等跨境投资业务。继续在CEPA框架下，缩短对港澳金融领域负面清单，鼓励粤港澳金融机构开展跨境互设、跨境兼并重组，组建跨境金融控股集团。
推动建立统一市场 清理阻碍要素合理流动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推动独立第三方检测和认证服务的结果互认，建立大湾区共同劳务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向港澳居民开放教育、服务、制造等更多内地就业领域，鼓励香港专业人才在大湾区内地创业，鼓励港澳居民在内地购房、居住。
完善人员流动便利化机制，放宽外国高层次人才签证和居留许可政策。扩大养老、医疗对境外及外籍人才的覆盖范围。探索“大湾区”绿卡，在大湾区全域范围内率先推进外国技术移民制度改革试点。
完善资金支持政策，支持大湾区政府资本、金融资本和各类社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基金，支持大湾区重大合作项目建设。支持国家金融机构在大湾区设立分支机构。
设立大湾区日常工作机构 三地联合设立专门机构大湾区合作发展秘书处。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协调委员会，共同编制大湾区发展专项规划。共同设立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论坛。
借鉴港澳经验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尽快建立统一的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简化行政审批，便捷商事登记，努力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大湾区内联合打造多种平台 推动大湾区港口联合成立粤港澳大湾区港口联盟，成立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中心等，发挥集团优势联合参与国家战略。
争取更多国际合作平台落户大湾区 依托广州南沙新区，发起建立国际湾区联盟，承担与国际著名湾区的联系沟通、资源对接与项目推介等任务。推动国家发起成立“一带一路”港口联盟，争取该联盟落户大湾区。
搭建粤港澳民间交流平台 积极开展粤港澳三地专业智库、商会的建设与合作，创新交流沟通机制，打造更多便于三地业界、学界特别是青少年间交流沟通的平台，推动三地民心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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