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明星收入高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税制

　　2017年中国名星收入名单中，前10名收入总和将近17亿元人民币，前30名收入超过35亿元人民币，前50名收入超过50亿元人民币。部分学者认为，这说明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非常明显。

　　中国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客观事实。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在于限制少数明星收入。少数明星之所以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是因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正因为在中国演艺界出现了激烈竞争的现象，才能使少数脱颖而出者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少数明星的高额收入与绝大多数演员低收入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不仅在中国存在，在世界所有国家都存在。只有鼓励竞争，才能人人向上；只有尊重明星高收入，才能让更多人充满希望。

　　但是，收入相对集中毕竟不利于社会公平发展。各国都制定了个人所得税制度，一方面鼓励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收入，但是另一方面，对个人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累进所得税制度，收入越高，承担税赋也就越重。

　　现在的要害问题是，中国许多明星不需要纳税，或者只需要缴纳很少的税收，他们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或者转移支付等方式逃避国家税收法律规定。对这种现象国家税务机关应当高度重视，并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那些收入相对较高明星实行特殊的税收政策。

　　中国税收政策是典型的生产性税收政策，对于劳务领域税收政策合理性缺乏足够关注。一些明星签订合同的时候，就已经明确约定，到手报酬是代为缴纳个人所得税之后的收入，换句话说，制作单位承担所有税收负担。

　　对这种现象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假如明星签订合同过程中，有意识地规避个人所得税法，将收入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由单位用于缴纳个人所得税，那么，对这样的合同应当予以支持。但是，如果通过直接投资或者间接投资的方式或者通过增加人头的方式，规避国家的税收规定，那么，应当采取严厉措施加以制裁。现在绝大多数明星采取“个人工作室”制度，雇用大量助理帮助减轻税收负担。通俗地说，明星个人助理可能会被算作人头，在计算个人所得税的时候，直接把一部分收入转移到个人助理名下，以此来逃避国家的税收规定。对于这种现象必须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加以制止。

　　过去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被称为个人收入“调节税”，目的就是要调节个人收入，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当前中国个人所得税法正迅速异化，个人所得税法在调节个人收入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立法规划的时候，没有把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纳入规划，这说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面临一系列非常严重的问题。

　　现在一些地方税务机关征收个人所得税采取的是“守株待兔”方式，坐等明星主动上门申报个人收入。这是一种非常被动的税收征管方式。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地方税务机关应当针对特殊群体譬如明星主动进行财务审查，如果他们收入多元化或者有意识地将自己收入多元化，通过拉人头或者变相投资方式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那么，地方税收征管机关应当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对资金流通状况进行跟踪调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堵塞漏洞，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个人所得税法调节个人收入的作用，实现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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