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往年年初贸易救济密集立案，今年开年却是略显平静。新发起案件方面，仅有澳大利亚、印度分别对我钢铁和化工产品发起1起反倾销调查。然而，这可能只是暂时的。事实上，从近期美欧连续对我国产品裁出畸高税率以及滥用规则的做法，可以预见贸易保护主义正变本加厉。展望今年贸易摩擦形势，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贺军表示：“规则环境日趋恶化，今年形势会更加严峻。我们会积极应对，切实维护企业利益。”
近期，美欧连续对我国产品裁出畸高税率，其中，美国对我不锈钢板带材裁定反倾销税率最高达76.64%，反补贴税率最高达190.71%。事实上，对于利润率可能只有5%至10%的行业来说，10%的税率就足以对中国产品完全关上大门。
为何税率如此之高？王贺军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一语中的：“除了抹黑中国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试问哪有产品会有那么高的利润率？”他指出，许多贸易案件已被政治化，成为部分国家转移国内经济压力、质疑我国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工具。
如此高的税率又是怎么得出来的？具体而言，反倾销税率方面，美欧无视世贸规则，继续使用不公平、不合理的“替代国”的做法，用远高于我国成本的第三方国家的成本数据来核算。
按照我国入世协定，“替代国”做法应于2016年12月如期终止，而目前美方并未承诺执行，欧盟至今没有完成修改法律，履行“15条义务”的程序，在新提案中，虽然废除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却又制定了“市场扭曲”的4条标准。“我们对比发现，事实上与原来替代国那套标准没有本质区别。”王贺军说。
反补贴税率方面，则是通过认定国有企业提供原材料和国有银行提供的贷款属于补贴来推高税率。“比如说，他们提出国有企业构成补贴的证据之一就是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是党员，认为受到政府控制，将此和企业独立经营混为一谈，与事实完全不符。”王贺军说。
记者采访到的我国应诉企业代表纷纷表示，美欧在调查中也是百般刁难，逼得我国企业没法应诉。例如，要求我国企业提供很多庞杂的、和调查案件本身没有关系的数据；此外，国外企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提起申诉，调查机关反倒要求我国企业来证明“不存在”。
“我们说贸易保护愈演愈烈，并不仅是因为案件数量高发，更是源于上述世贸成员无视规则、滥用规则的做法，已经使得国际贸易规则环境日益恶化。”王贺军告诉记者。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我国将美国国有企业单独税率已经诉至WTO并且获得胜诉，而美方仍在延续错误做法，我们正在提起执行之诉。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贸易保护已经明显升温。根据世贸组织统计，2016年世贸成员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月均数量达到2009年以来的最高点，我国已分别连续21年、10年成为遭遇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2016年全年共27个国家（地区）对我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19起，涉案金额143.4亿美元，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同比上升36.8%和76%。也就是说，去年一年平均每三天就有一起贸易救济立案，平均每案的涉案金额超过1亿美元。
而贸易摩擦的实际影响很难用涉案金额去简单衡量。王贺军指出，涉案金额是根据立案当年的出口金额累计加总保守估算，并不能完全反映对国内产业的影响。一个贸易救济案件至少是五年，这样当年的数据就要乘以五，如果考虑到技术进步、改造升级、市场扩大等因素，出口金额就更加庞大了。更何况好多案件并不是五年结束，经过日落复审等调查，十年、二十年的也不在少数。
另一方面，企业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对于企业摸清产业脉络、感受升级方向是很重要的，而很多案件直接把中国企业未来的市场空间堵死了。这笔损失更是难以用数字估算。
贸易摩擦根源在于国际产业竞争，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之时往往贸易保护就会高发。展望今年形势，王贺军指出，考虑到世界经济复苏迹象尚不明显，且各国尚未形成支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政策取向偏向自顾和贸易保护主义，2017年我国贸易摩擦形势可能更加严峻。预计钢铁、铝材等产品仍将是贸易摩擦的重灾区，围绕高端产品的贸易摩擦也会加剧。
“山雨欲来”之际，王贺军称，我们不希望发生贸易战，毕竟在全球产业链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贸易救济措施是一把“双刃剑”。不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会做好充分准备，也有实力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概括起来，就是“攻守兼备”。应对方面，面对国外的案件，我国发挥中央部门、地方部门、商会协会、企业“四体联动”工作机制，积极应诉抗辩，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既是维护产业利益，也是为了表达出我方坚决维护世贸规则的决心。
同时，作为越来越成熟的世贸成员，我国运用规则，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调机制主动维权也已日趋娴熟，我们也在运用贸易救济调查维护中国产业利益，按照世贸组织的统计方法，我国已经主动发起了214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时，我国作为申诉方，在世贸争端解决机制起诉的案件已达十余起。其中，包括诉美反倾销措施案、诉欧盟紧固件反倾销措施案原审和执行之诉，均获得重大胜利。
近期，美欧连续对我国产品裁出畸高税率，其中，美国对我不锈钢板带材裁定反倾销税率最高达76.64%，反补贴税率最高达190.71%。事实上，对于利润率可能只有5%至10%的行业来说，10%的税率就足以对中国产品完全关上大门。
为何税率如此之高？王贺军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一语中的：“除了抹黑中国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试问哪有产品会有那么高的利润率？”他指出，许多贸易案件已被政治化，成为部分国家转移国内经济压力、质疑我国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工具。
如此高的税率又是怎么得出来的？具体而言，反倾销税率方面，美欧无视世贸规则，继续使用不公平、不合理的“替代国”的做法，用远高于我国成本的第三方国家的成本数据来核算。
按照我国入世协定，“替代国”做法应于2016年12月如期终止，而目前美方并未承诺执行，欧盟至今没有完成修改法律，履行“15条义务”的程序，在新提案中，虽然废除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却又制定了“市场扭曲”的4条标准。“我们对比发现，事实上与原来替代国那套标准没有本质区别。”王贺军说。
反补贴税率方面，则是通过认定国有企业提供原材料和国有银行提供的贷款属于补贴来推高税率。“比如说，他们提出国有企业构成补贴的证据之一就是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是党员，认为受到政府控制，将此和企业独立经营混为一谈，与事实完全不符。”王贺军说。
记者采访到的我国应诉企业代表纷纷表示，美欧在调查中也是百般刁难，逼得我国企业没法应诉。例如，要求我国企业提供很多庞杂的、和调查案件本身没有关系的数据；此外，国外企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提起申诉，调查机关反倒要求我国企业来证明“不存在”。
“我们说贸易保护愈演愈烈，并不仅是因为案件数量高发，更是源于上述世贸成员无视规则、滥用规则的做法，已经使得国际贸易规则环境日益恶化。”王贺军告诉记者。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我国将美国国有企业单独税率已经诉至WTO并且获得胜诉，而美方仍在延续错误做法，我们正在提起执行之诉。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贸易保护已经明显升温。根据世贸组织统计，2016年世贸成员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月均数量达到2009年以来的最高点，我国已分别连续21年、10年成为遭遇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2016年全年共27个国家（地区）对我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19起，涉案金额143.4亿美元，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同比上升36.8%和76%。也就是说，去年一年平均每三天就有一起贸易救济立案，平均每案的涉案金额超过1亿美元。
而贸易摩擦的实际影响很难用涉案金额去简单衡量。王贺军指出，涉案金额是根据立案当年的出口金额累计加总保守估算，并不能完全反映对国内产业的影响。一个贸易救济案件至少是五年，这样当年的数据就要乘以五，如果考虑到技术进步、改造升级、市场扩大等因素，出口金额就更加庞大了。更何况好多案件并不是五年结束，经过日落复审等调查，十年、二十年的也不在少数。
另一方面，企业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对于企业摸清产业脉络、感受升级方向是很重要的，而很多案件直接把中国企业未来的市场空间堵死了。这笔损失更是难以用数字估算。
贸易摩擦根源在于国际产业竞争，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之时往往贸易保护就会高发。展望今年形势，王贺军指出，考虑到世界经济复苏迹象尚不明显，且各国尚未形成支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政策取向偏向自顾和贸易保护主义，2017年我国贸易摩擦形势可能更加严峻。预计钢铁、铝材等产品仍将是贸易摩擦的重灾区，围绕高端产品的贸易摩擦也会加剧。
“山雨欲来”之际，王贺军称，我们不希望发生贸易战，毕竟在全球产业链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贸易救济措施是一把“双刃剑”。不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会做好充分准备，也有实力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概括起来，就是“攻守兼备”。应对方面，面对国外的案件，我国发挥中央部门、地方部门、商会协会、企业“四体联动”工作机制，积极应诉抗辩，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既是维护产业利益，也是为了表达出我方坚决维护世贸规则的决心。
同时，作为越来越成熟的世贸成员，我国运用规则，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调机制主动维权也已日趋娴熟，我们也在运用贸易救济调查维护中国产业利益，按照世贸组织的统计方法，我国已经主动发起了214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时，我国作为申诉方，在世贸争端解决机制起诉的案件已达十余起。其中，包括诉美反倾销措施案、诉欧盟紧固件反倾销措施案原审和执行之诉，均获得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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