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进口商陷“违约尴尬”：过量进口致产业陷困局

　　近日，中国进口商大豆合同违约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多位专家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外依存度过高，且中国缺乏对大豆的定价话语权，是导致近期中国大豆产业陷入尴尬的主要原因。
　　
　　危机
　　
　　进口商陷“违约尴尬”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4月中旬，国内多家大豆进口商出现违约的消息突然传来：业内多家大豆进口商因无法从银行获得信用证，导致到港的大豆无钱支付，目前已有50万吨大豆合同违约，涉及金额3亿美元。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看来，大豆进口商违约潮才刚刚开始。有14条船(巴拿马型货轮)面临违约，其中6到8条船没开信用证，另有6到8条船还在海上漂着，还有二三十条船计划违约。一艘巴拿马货轮通常能运5万到6万吨的大豆，这些船合计运货在200万吨。
　　
　　“6月份大豆过剩将更加严重，前期2、3月份过量订购的巴西大豆和美国大豆一起抵达中国港口，中国买家消化不良将更加严重。”一位贸易商对记者表示。
　　
　　随之而来的违约情况也将更加严重，对于进口贸易商来说，随着过量的大豆进口，今年一季度，榨油损失在每吨300到400元，相比较下，如果在一船巴拿马型货轮装载的货物上违约，通常损失300万到350万美元的保证金，但是如果用这些高价大豆在国内榨油，经济损失只会更大。
　　
　　中国海关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3月份我国进口大豆到港平均价格为585美元/吨，较2月份价格上升6美元/吨，连续第3个月环比上升，折合到港完税成本约4285元/吨。
　　
　　“目前市场行情，我们吃进此前计划的所有大豆，损失在2亿元左右，即使这样也必须履约。”山东晨曦集团董事长邵仲毅坦言，大豆行业圈子很小，一旦违约，就会被上游供应商列入黑名单，同时也会破坏与下游客户的合作关系，如果要长期经营大豆，根本不敢违约。据了解，晨曦集团去年全年进口大豆748万吨，位列全国第一，占到中国大豆进口总量的12%。
　　
　　邵仲毅说，一些刚涉足大豆圈子的贸易商，不排除会因无法承受损失，宁愿违约放弃大豆业务的可能。令他担忧的是，在此次大豆违约危机中，一些贸易商以及大豆产业链条上下游的新客户受到冲击，可能会影响市场供需关系，进而影响国际大豆价格。
　　
　　在邵仲毅看来，出现大豆违约危机的根源在于中国在大豆方面缺乏定价话语权。虽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但却毫无讨价还价的权利，美国才是全球大豆名副其实的定价中心，美国农业部定期发布的产量报告成为全球大豆期货价格运行的风向标。而价格的剧烈波动最终将危及我国的食品产业安全。
　　
　　症结
　　
　　对外依存度过高
　　
　　事实上，中国的大豆对外依存度一直很高。从去年来看，我国进口大豆占整个市场大豆供应量的85%，在国内流通市场上，90%以上的大豆油原料均为进口大豆。
　　
　　一位贸易商向记者透露，由于无法承担强行“吃货”带来的损失，一些进口大豆船货被“洗船”，也就是转卖给其他买家，这样企业就不用支付罚金。
　　
　　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洗船”现象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大豆需求量和进口量并不相称。1996年，中国进口111万吨大豆，到2013年增长到6337万吨，增幅超过50倍，与此同时，中国的油脂需求量却没有增长这么快，存在过量进口现象。
　　
　　2013年，全球大豆的消费量是2.694亿吨，中国为7557万吨，占全球消费量的28%左右，同期中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18%左右。有关专家认为，中国对大豆的实际需求应该在5000万吨左右，我国实际大豆进口量超出需求2000多万吨。过量的进口也压制了国产大豆的提升空间，还对沿海地区加工企业的获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阻碍。
　　
　　2004年，作为国际大豆贸易定价基准的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货价格剧烈波动，不少中国压榨企业高价采购大豆。此后大豆价格骤降，部分中国企业的大豆还没运到岸，企业就已支撑不下去，特别是民营企业无奈采取了违约行为，放弃原先在高价位签订的采购合同和定金，外资趁机廉价收购。
　　
　　王小语认为，今年的违约风波和2004年的不同之处在于部分企业采取了“洗船”行为，这是一种国际贸易的融资手段。但是，将进口大豆这种正常的贸易行为变成融资手段是一种恶性的获利方法，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所不希望看到的。
　　
　　“企业不从加工上面想办法解决资金问题，就已经不是实体经济了。”王小语表示，这种转卖行为同时增加了银行的潜在金融风险，又缺乏有效监管，应该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应对
　　
　　多措并举争夺定价权
　　
　　邵仲毅认为，拥有大豆定价权更有利于维护国内的粮食安全。包括向大豆进口商提供补贴，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加强国内企业的联合和建立自己的大豆期货交易机构、抱团争夺大豆定价权等。
　　
　　邵仲毅说，此前国家在进口环节提供象征性补贴，但他希望能够提高补贴或减税的力度，以提高国内大豆贸易商的竞争力。同时，他建议在上海自贸区或国内其他地区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机构，以竞争大豆的定价权。此前，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出口国，掌握了大豆期货的定价权，但随着巴西、阿根廷等国大豆产量、出口量的提高，晨曦等国内进口商的大豆大多都来自巴西、阿根廷，国内已经有条件竞争大豆定价权了。
　　
　　据有关专家介绍，2008年10月，因为进口大豆占据了定价话语权，中国出台了临时大豆收储价格政策，这也是我国大豆产业争夺定价权的“第一战”，目的是保护豆农利益，缩短自主大豆产业受国际大豆价格冲击的时间周期和幅度。但是，临时收储价格客观上也会受到国际大豆价格影响，作用会受到一定稀释。
　　
　　而且，临时收储政策也未能有效稳定住主产区的大豆种植面积。数据显示，作为主产区的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在过去四年里犹如坐过山车一样骤减，从2010年的6735万亩缩减到了2011年的5193万亩，再到2012年的3899万亩，再到2013年的3105万亩，总共缩减了一半以上。对农民而言，种植大豆利润不高的难题仍未解决。
　　
　　为了进一步争夺话语权，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将启动东北和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补贴试点。所谓目标价格补贴，是指在市场价格过高时补贴低收入消费者，在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按差价补贴生产者，切实保证农民收益，提高农民的种植积极性。
　　
　　王小语认为，在更多细则出台以前，国际大豆企业可能会采取一定的对应措施，例如国际企业或许会利用政策出台前的空档期大量提高对华大豆的输出量，造成国内大豆价格下跌，从而导致国内大豆种植量进一步减少。
　　
　　多位专家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在这种大环境下出台目标价格补贴制度，也不一定能够“一招制敌”。最理想的扶持政策，应该是一套从种植到加工，再从加工到流通的全产业链的“组合拳”。
　　
　　王小语说，如果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实施后能稳住种植面积，原料供应就会逐渐充足起来，相关部门或将针对市场采取进一步手段，以推进加工企业开工生产，如此一来面对国际企业的冲击，或许就不会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