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人民小酒火爆改变不了中低端白酒的颓势

　　前几天，央视播放的“十九大”代表、岩博酒厂董事长余留芬与总书记关于白酒价格（人民小酒）的对话，引起大家热议。本人虽不好喝酒，但研究白酒价格、销量与固定资产投资及GDP增速之间的关系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2010年。最近名声大噪的人民小酒，酒精度52度，价格99元/瓶，究竟贵不贵呢？国内白酒的消费结构扭曲背后的深层问题是什么？本文试作分析。

　　人民小酒价格偏中档

　　为了方便分析，根据中泰证券研究所食品饮料行业首席分析师范劲松对白酒的研究，在本文中将白酒分为五档：第一档——高端白酒，包括飞天茅台、普通五粮液、国窖1573、梦之蓝M9&M6等，定价在500元以上；

　　第二档——次高端，包括天之蓝、52度剑南春、水井坊臻酿八号、酒鬼酒红坛、青花瓷20年、老窖窖龄酒、西凤酒、红花郎15年、52度舍得、古井16年等，定价在300-500元之间；

　　第三档——中高端，包括海之蓝、古井5年、口子窖6年、老窖特曲、老白汾系列、42度今世缘、红花郎10年、42度稻花香、50度伊力特、迎驾金银星系列等，定价在100-300元之间；

　　第四档——中低端，包括金种子酒、老白干酒、泸州老窖特曲和二曲系列、金六福、湘泉、枝江王、四特酒等，定价在60-100元之间；

　　第五档——低端，如牛栏山、老村长、劲酒、歪嘴郎、稻花香、各种光瓶酒系列，定价在60元以下。

　　如果按照上述分档标准，那么，定价99元的人民小酒归属于中低端，但价格靠近中端白酒下限，并不算太便宜。根据范劲松的计算，中国100元以下的低端和中低端白酒销量占白酒总销量的90%，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小酒99元的定价，正好落在人民大众的主流消费水平范围内，只是价格已非常接近中高端白酒了。

　　人民小酒火爆改变不了中低端白酒的颓势

　　据说，生产人民小酒的岩博酒厂一下子火了，小酒销量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仅仅两天的时间，人民小酒卖出去2000瓶，销售额达到100多万元，这还是在货源有限、实施“限购”下的销量，而以往一天的销售额可能只有几万元。

　　岩博酒业地处贵州省盘州市，如果人民小酒的供不应求能够带来中低端白酒行业的振兴，或者能给贵州其他小企业带来新的生机，那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不过，从范劲松提供的数据来看，2017年前三季度中低端和低端白酒的销量增速几乎为零，如中低端酒的增速只有1.8%，而占白酒销量超过三分之二的低端酒则是负增长，为-0.6%。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因为消费升级的缘故，使得中高端白酒销量上升，低端白酒销量下降。但是，白酒销量结构的变化并不支持这一说法：如果是消费升级，则应该是低端、中低端、中高端、次高端白酒的销量从低到高此消彼长，而事实上，除了高端和次高端白酒销量出现两位数的增速外，中高端及以下白酒销量的增速均接近为零。

　　次高端和高端白酒的销量增速分别为20.6%和14.6%，尽管增速喜人，但由于基数较小，即便销量增速大幅提升，但也看不到它与中高端及以下白酒销量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也就是说，消费量占白酒总销量90%的中低端消费人群，2017年以来消费普通白酒的量并没有增长；同时，也没有迹象表明，高端白酒销量的攀升与中低端消费人群的消费升级有何关系。

　　高端和次高端白酒销量之和占白酒总销量的比重不足1%，但销售收入占比则接近20%；低端白酒销量尽管巨大，但销售收入占比不足25%。

　　假设2017年茅台酒厂的高端酒销量增加到3万吨，其销量占白酒总销量的比重也不过0.25%，根本无法成为可以容纳普通大众消费升级的产品。实际上，高端与次高端白酒的总销量不足白酒总销量的1%，其增速即使翻番，也不可能成为大众消费品。

　　为何要让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

　　2016年以来高端白酒价格的上涨，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居民收入结构问题，即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也就是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一个阶段性高点，同时，全国白酒销量的增幅接近40%（见上图）；同时，2010年民间投资增速也高达30%，居民收入增速达到两位数增长；2016年，中国民间投资增速大幅降至3.2%，相应地，农民工收入名义增速只有6.6%，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从居民人均消费增速看，2015年为6.9%，2016年为6.8%，今年上半年为6.1%，呈现下行趋势。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也可发现，2012-2015年，我国基尼系数持续下行，但2016年起则出现了回升，这也可以解释2016年以来奢侈品消费增速明显快于普通消费品增速的原因，除了高端白酒之外，豪华汽车、智能坐便器等高端消费品的增速也大幅上行。

　　为何201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会出现上行呢？我认为，可能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滞后有关。从数据的相关性分析看，基尼系数似乎与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加快有关，同时也与制造业投资不振有关，因为房地产投资加速的背后一定是房价大涨，“房东们”的财产性收入增加；而基建投资增速上升，往往是为了对冲制造业投资增速的回落，属于逆周期政策工具。制造业投资增速的回落，本质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有供给端的问题，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放缓，与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互为因果。

　　因此，从需求端出发，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才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主要体现。“十九大”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就是要全面脱贫、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这无疑将成为当今世界一项最伟大的工程。

　　不过，仅仅让贫困人口脱贫，还不足以让全社会消费水平再上一级台阶，只有把中低收入群体的整体消费能力提高，才能解决因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例如，2015年以来，居民买房加杠杆的现象越演越烈，导致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不断攀升，大致匡算，2016年居民用于购房还本付息的支出，约占当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23%。因此，消费不振与居民房贷压力过大不无关系。

　　如果能够按照十九大提出的“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那么，炒房之风就可以得到抑制，居民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就可以得到进一步提高，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就可以逐步实现。

　　因此，十九大提出的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定论非常重要，即今后要避免采取“低质量”的手段来稳增长，避免走投资拉动GDP的老路，因为这无助于经济结构的改善，也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