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走访北京市多家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采访了解多位患者的就诊经历,旨在呈现部分当前就医难现状,并试图探寻个中原因。
公立医院:人山人海堪比“春运”
“我今天早上7点钟来到医院,很顺利就拿到了号。”3月8日,湖北籍外地来京就医的赵女士站在协和医院门诊楼前向本报记者展示着手中耳鼻喉科的专家号,上面清晰地显示出200元的诊费价格。她说,“这是我在2月底通过统一挂号预约平台预约的专家号,虽然等了两个多星期但还是很幸运能挂上专家号。”
据赵女士介绍,为了给其14岁的孩子看单耳失聪的疾病,她走访了上海多家大型医院,但都无果而终,“这次来北京挂上了专家号,希望能够把孩子的病看好。”她告诉本报记者,“要不是在网上预约平台上看到今天仅有的一张专家号,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挂上协和医院的号。”
众所周知,协和医院作为我国医疗卫生主管部门指定的诊治疑难重症的技术指导中心之一,长期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就医,其挂号难现象一直存在。而就在本报记者与赵女士攀谈的十余分钟内,门诊挂号大厅的电子屏幕上就显示很多科室的“今日号已满”字样,而此时距离当日开始挂号的时间也不过40分钟。
当今,在大型公立医院,排队、等候、挂号难等已经成了主题词,而这一特征在专攻儿科诊疗的公立医院更显突出。3月15日夜里11点,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常营地区的孙先生驱车半个多小时来到位于雅宝路的首都儿科研究所(简称“儿研所”),为其刚满两周岁的女儿高热持续不退求诊。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用时间点清晰地阐述了其在儿研所就诊的困难经历。
“我是夜里11点到的儿研所,因停车困难出现排队,等候将近20分钟,其间由我爱人到门诊排队挂号。但当我停好车进去和我爱人汇合时,发现挂号缴费的队伍排了足足有20多米长。”孙先生说,“从11点10分排队挂号到挂上急诊号,耗费了近40分钟时间;急诊分诊又得知急诊号叫至175号,而我手中的号竟是208号;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等待后,就诊、查血耗时近两个小时,最后开药缴费取药又耗费半个多小时,当我离开儿研所准备回家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6点钟了。”
此外,据一位身患白血病晚期的患者赵丽告诉本报记者,相较于普通综合医院的门诊就诊难,一些急重症的专科就诊和住院则显得难上加难。“我在北大人民医院进行化疗,每次化疗入院都很波折,床位紧张到总能看到在医院楼道里治疗的患者。”赵丽说,住院的时间也都不长,只要化疗结束,医院就会主动让患者出院腾出床位。
民营医院:价格因素致门可罗雀
不同于大型公立医院的人满为患,民营医院特别是一些专科民营医院很容易被贴上门可罗雀的标签。3月19日,本报记者走访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管庄地区的某皮肤专科民营医院,发现在此就诊患者寥寥无几,附近居民小田告诉本报记者,这家医院是专攻皮肤病的,感觉还是很有疗效的。
“我上个月就因为荨麻疹到这来看过,结果还挺满意。”小田说,他在患上荨麻疹后到过一家北京市属三甲医院,虽然有医保,但也花了近200元拿药,但一直效果不好,最后来到这家专科民营医院,口服药加上外用药一共花费近600元,“不能走医保肯定是弊端,但关键是看好了病最重要。”小田说,也许是因为价格较高,且不能走医保,所以患者更倾向于选择到能够报销的公立医院就诊。实际上,这样的想法十分普遍。家住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地区的沈月的女儿刚满一周岁,有着与前述孙先生在儿研所的类似经历,而最近的一次尝试让她为孩子看病找到了另一种选择。她告诉本报记者,最近赶上流感爆发,也去过儿研所,结果可能因为人多传染,让孩子反复生病,最近因孩子生病她选择在位于家附近的一家民营儿科门诊就医,结果让她一改对民营医院的看法。
“我的孩子有一老一小保险,一直在儿研所、妇幼等公立医院看病,这次去民营儿科门诊,本想会花费较多,但结果出乎意料。”沈月举例说,在公立医院验血的费用是100元,医保基金实时支付50元,自费50元;在民营医院验血的费用只有47元。当然,药品不能医保支付是最大弊端,比如一老一小保险加起来满650元就可以报销70%。而这次在民营医院看病,一次性就花掉了沈月近300元。
显然,与绝大多数民营医院一样,药品价格高是制约大多数医保病人前来就诊的阻碍,但按照沈月的逻辑,如果公立医院资源长期无法均衡,即便是选择花费更多的钱也会有人愿意在民营医院就诊,“假如孩子在儿研所看病,想要排队时间短一点可以挂特许号,价格是300元,这同样需要纳入价格因素考虑。”沈月说。
推诿?急诊病人的就诊无奈
如果说在日常的门诊就诊上可以区分开公立与民营,那么在突发急重病症多发的夜诊领域,则多由公立医院独立承担。3月9日,在北京市属的某公立三甲医院的外科急诊室内,一名外籍患者的家属正竭力与急诊科值班医生沟通,试图找到造成其外籍女友疼痛的原因。“我已经拍了CT、DR,还查了血,究竟能不能告诉我们到底是哪里有问题?”该患者家属的质问让急诊科大夫有些应接不暇。按照急诊大夫的说法,“检查结果显示无明显病灶造成病痛的原因,你这属于疑难杂症,我建议你尽快到协和等大医院去就诊。”
而当被问及是否还需要进行重复检查、能否取走CT片等问题时,该急诊科大夫的回答是,“CT片需要等到后天才能取走,而我们与上级医院是不存在转诊关系的,检查结果可能也无法通用。”
显然,这样的处置方式很容易给人传递被推诿的感受。在该患者家属试图找人询问协和医院的地址时,本报记者主动上前予以告知并善意提醒其协和医院就诊的难度之大。
3月14日,在另一家同样是属于北京市属的某三甲医院的中医医院的急诊室,一名病人家属神情紧张地向急诊科医生询问将其身患肝癌的父亲收治入院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急诊科不对接住院部床位,建议直接找住院部询问。”而在几经周折之后,该患者家属终于找到该院外科主任的帮助,在征得病情后终于协调病房为其寻得一席床位。该患者家属告诉本报记者:“现在公立医院住院还是很难的,床位紧张,需求巨大,要不是找到了相关的领导帮助,按照正常程序则很难被收入院。”
专家解读:民众就医习惯加剧看病难现象
近年来,伴随就医现象的屡见不鲜,国家政策层面探寻原因并寻找解决之道的努力也从未间断。从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到试水医药分开,从促成医保全覆盖到大健康战略,特别是2015年4月颁布的《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更是从医疗卫生资源的总体布局、卫生人才队伍、医疗机构功能整合与分工协作等方面明确了一系列量化指标,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将更加有章可循、有准可参。
如此形势之下,缘何以看病难为首要特征的就医难仍普遍存在?不仅北京、上海等优质医疗资源众多的大型城市如此,地方省级医院同样面临就医难的尴尬。根据国家卫计委统计,2014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76亿人次,比上年增加2.9亿人次(增长4%);2014年居民到医疗卫生机构平均就诊5.6次。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育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的看病难并非完全是医疗资源不足造成的。陈育德说,“全国年门诊诊疗次数让人震惊,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很少见的。”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综合医院门诊总是门可罗雀,而我们却总是门庭若市?”陈育德认为,并不是我们的医疗资源不足,更多的是与民众的就医习惯密切相关。“我们应该尽快改变‘大病小病上门诊’、‘上名医院看名医’的就诊习惯。尽快养成对自身健康做好长期维护、小病到社区基层就医、大病难病再到综合医院就诊的习惯,政府也应尽快完善逐层就诊和转诊制度。”陈育德说。
此外,陈育德强调,当前的医保制度,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众集中进医院门诊就医的现象。医保的支付方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陈育德说,“必须避免单纯依靠引进社会资本扩充医疗资源‘单兵作战’的做法,还需要结合公立医院改革、医保及基本药物改革,多方共同着力,方能见到成效。”陈育德说,医保方要发挥更大作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准入、评审、质量、安全、监管,医保方需要与服务提供方共同完善运营机制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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