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近日撰写《全面理解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一文。徐忠在文章中指出，管好货币信贷总量，调节好货币闸门，是做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工作的重要基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7年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这是在深入分析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突出矛盾和问题基础上做出的重要部署，为把握好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和节奏、平衡好多个目标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徐忠表示，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观要求。稳健的货币政策自2011年实施以来已有六个年头，总体来看取得了显著效果。一是实现了货币政策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非常态向常态的及时回归，降低了货币信贷条件过度宽松引起的经济金融风险的过度积累；二是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增强，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三是积极探索货币政策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积极进展，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结构等继续优化，经济新的动能正在积聚，传统动能的改造升级也在加快。
同时，徐忠认为目前6.7%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拉动，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快速上升取得，不具可持续性。一些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部分是我国经济发展自身演进的结果，例如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产业结构内部的失衡，都是我国经济转轨发展的必经阶段，在我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后，这些经济结构已不可持续，需要一定的时间调整转型。部分是体制机制障碍及相关政策导致的，需要通过改革消除障碍。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是防范金融风险，尤其是平衡好维持金融稳定与防范道德风险之间关系的宏观保障。尤为重要的是，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平衡好维持金融稳定与防范道德风险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对金融风险的容忍度较低，一定程度上存在“花钱买稳定”的倾向，公共资源过度使用导致道德风险普遍存在。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合理引导利率水平，有利于在总量上防止资金“脱实向虚”“以钱炒钱”以及不合理的加杠杆行为，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同时抑制道德风险，切断“事后无限救助—放松风险防控”的恶性循环链条。
徐忠指出，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是顺应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的主动选择。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代表的总需求刺激政策边际效用递减，全球货币政策都面临回归常态的现实要求。八年多来的全球实践表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维持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在促进经济复苏方面效果并不明显。尤其在没有结构调整改革和财政政策的支持下，过度刺激的货币政策最终只会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泡沫和高杠杆。从主要经济体经验看，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是递减的，全球货币政策都面临回归常态的现实要求，并已不同程度开始行动。我国近年来也有货币政策效应递减问题，同样要借鉴国际经验适时适度调整。
徐忠认为，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功夫在画外”，应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做好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和其他任何政策一样，货币政策实施不是孤立的，必然和其所处的实施环境相互作用和影响。事实上，过去一个时期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实际执行中之所以容易偏宽松，资金流向不尽合理，甚至出现以钱炒钱，其背后深层因素，仍是体制机制障碍作怪，仍是经济结构不合理。正因如此，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要以“三去一降一补”为突破口，通过深化改革提升供给侧质量。就货币政策本身而言，毕竟在性质上只是一个总量政策，对供给侧结构改善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保持必要的战略定力和耐心，创造一个中性适宜的总需求环境，无法从体制上、机制上彻底解决企业部门的高杠杆率、产能过剩，以及国企部门运行效率偏低等问题，这些问题关键还是要靠自身的深化改革。
徐忠表示，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观要求。稳健的货币政策自2011年实施以来已有六个年头，总体来看取得了显著效果。一是实现了货币政策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非常态向常态的及时回归，降低了货币信贷条件过度宽松引起的经济金融风险的过度积累；二是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增强，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三是积极探索货币政策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积极进展，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结构等继续优化，经济新的动能正在积聚，传统动能的改造升级也在加快。
同时，徐忠认为目前6.7%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拉动，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快速上升取得，不具可持续性。一些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部分是我国经济发展自身演进的结果，例如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产业结构内部的失衡，都是我国经济转轨发展的必经阶段，在我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后，这些经济结构已不可持续，需要一定的时间调整转型。部分是体制机制障碍及相关政策导致的，需要通过改革消除障碍。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是防范金融风险，尤其是平衡好维持金融稳定与防范道德风险之间关系的宏观保障。尤为重要的是，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平衡好维持金融稳定与防范道德风险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对金融风险的容忍度较低，一定程度上存在“花钱买稳定”的倾向，公共资源过度使用导致道德风险普遍存在。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合理引导利率水平，有利于在总量上防止资金“脱实向虚”“以钱炒钱”以及不合理的加杠杆行为，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同时抑制道德风险，切断“事后无限救助—放松风险防控”的恶性循环链条。
徐忠指出，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是顺应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的主动选择。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代表的总需求刺激政策边际效用递减，全球货币政策都面临回归常态的现实要求。八年多来的全球实践表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维持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在促进经济复苏方面效果并不明显。尤其在没有结构调整改革和财政政策的支持下，过度刺激的货币政策最终只会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泡沫和高杠杆。从主要经济体经验看，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是递减的，全球货币政策都面临回归常态的现实要求，并已不同程度开始行动。我国近年来也有货币政策效应递减问题，同样要借鉴国际经验适时适度调整。
徐忠认为，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功夫在画外”，应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做好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和其他任何政策一样，货币政策实施不是孤立的，必然和其所处的实施环境相互作用和影响。事实上，过去一个时期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实际执行中之所以容易偏宽松，资金流向不尽合理，甚至出现以钱炒钱，其背后深层因素，仍是体制机制障碍作怪，仍是经济结构不合理。正因如此，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要以“三去一降一补”为突破口，通过深化改革提升供给侧质量。就货币政策本身而言，毕竟在性质上只是一个总量政策，对供给侧结构改善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保持必要的战略定力和耐心，创造一个中性适宜的总需求环境，无法从体制上、机制上彻底解决企业部门的高杠杆率、产能过剩，以及国企部门运行效率偏低等问题，这些问题关键还是要靠自身的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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