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福特汽车公司表示他们决定取消在墨西哥建造汽车厂的计划，并将扩建其位于密歇根州的装配厂，增加700个新的工作岗位。这被认为是特朗普“制造业回流美国”的一个最新案例。与此同时，特朗普还批评美国其他汽车制造商将工作外包给工资较低的邻国，例如通用汽车公司，他威胁要对通用在墨西哥制造的紧凑型汽车征收“巨额边境税”。
美国制造业回迁总体很难
这又引起不少中国人担心，中国企业会像福耀玻璃集团那样，也会加大在美投资建厂的力度。其实，在美国投资建厂的根本原因是客户和市场决定的。在销售市场购置当地原料和能源，雇用当地员工，生产后直接本地销售，显然优于在中国采购原料，消耗能源，生产后再把极其笨重、易脆的玻璃运到美国中西部。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行为。
和世界各国跨国公司一样，中国大企业要成为有全球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必须实行全球研发、全球制造、全球销售的格局。例如，海尔在全球有8个研发中心、29个生产中心和19个销售中心。通用汽车去年全球汽车销量980万辆，市场遍布125个国家。其中最大市场在中国(366万辆)，其次在美国(306万辆)，因此在中美两国的生产厂最多。
关于中美制造业成本比较，加上特朗普的企业减税政策，会否导致美国海外企业回迁美国，甚至中国制造业也流向美国呢？这是另一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制造企业从设在销售市场的原址迁回美国。这要看市场需求有无转移。通用汽车最近没有宣布在美国新建整车厂的计划，只宣布将在纽约上州投资5.52亿美元建设汽车零部件厂。因为美国市场近期没有明显增长前景。该公司2017年销售预期已经下调。相反，它刚刚宣布在中国再建5家整车厂，从而到2018年把中国市场销量从2015年的366万辆增加到500万辆。因此，通用在中国厂子不会迁回美国。据美中贸委会副会长彭捷宁最近调查其会员企业后的介绍，其在华投资的会员企业中，90%是在中国生产、在中国销售。这部分不会回迁。6%在中国生产，销往亚洲邻近市场;4%是在中国生产，返销美国。最后4%这部分回迁美国仅仅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6%那部分回迁可能性更低。但如果发生，亚洲生产企业将是赢家，美国消费者则将是输家。
第二，美国设在海外的子公司，产品销往美国。是否回迁，要看成本和效益比较。参考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字，最近的如201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单位人工成本创造的增加值比母公司高29.4%。所以在此条件下总体不会回迁。如果特朗普将美国公司所得税从35%减至15%，再对从海外公司进口的产品征税8.75%。则这一差距基本消失。
但税负不是美国制造业的主要成本。据美国商务部2004年基于全国性调查发布的《美国制造业报告》，其员工医疗成本是世界最高的。显然，现在的数字更高了。因为那时美国医疗费用支出占GDP比重不过15%左右，2015年上升到18%，预计2022年将上升到23%。另一个重大负担是执法和法律诉讼费，企业职工人均在1万至2万美元。因此，分析美国制造业成本，不能简单地只看工资、地价、电费等等。如果综合考虑进去，除非特朗普政府进行全方位改革，否则回迁的经济依据仍然不足。
第三，分布在多国生产，形成全球价值链的企业。这种企业哪个环节回迁都很困难，例如波音787生产中，供应商来自66个国家。即便总装已经在美国，还是大量进口零部件和组件。苹果手机也是如此，设计和核心电子装置在美国本土，显示屏、驱动器等由日韩生产，其他一些部件在欧洲国家生产，组装则在中国(下一步可能在印度)。如果苹果在美国设厂组装，其他绝大部分仍需进口。如果再把这些回迁，可以肯定，苹果机在美国市场将大幅涨价，消费者蒙受损失;在海外则将被逐出市场，从而导致本土组装萎缩，失业增加。
综合看来，美国制造业回迁虽然不乏个案，但总体很难。因为政策拗不过经济规律。
中国制造业需解决三个问题
因此，具体到中国制造业会否流向美国，虽然不排除个案会有，但目前缺乏趋势依据。主要的警示在于增加了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升级的紧迫感。
毫无疑问，政府需要为企业减负，而且落在实处。但还有更重要的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资本运作和投机资本的兴起，挤压了制造业盈利前景。其基本载体之一是房地产。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 “概念”到资本市场圈钱。制造业哪里比得上钱生钱？这是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也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障碍之一。
其次，政府对制造业的重视不够。无论官方统计分析还是许多地方政府的规划，都把GDP中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即服务业比重上升)视作“结构优化”来赞扬，很多还设定了硬性指标。岂知许多服务业的结构不如制造业优秀。没有强大的先进的制造业，服务业比重再高，中国梦也不会实现。
再次，企业创新升级的市场化环境不足。据英国《自然》杂志今年4月一份基础科学研究排名，在“政府研究机构和大学”混合排名中，中科院排名第一。但大学排名中，最好的北大也进不了前十。再看企业类排名，前50名里中国企业屈指可数，美国则占一半。即科研上，我国是政府强于大学，大学强于企业。而美国恰恰相反。我们需要以企业创新为主，政府营造一个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企业一步步发展壮大。
如果我们政府、科研院校、制造业、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都凝聚共识，共同努力，妥善解决以上三个问题，那么，美国制造业回流能否成功对中国也就没多大关系。
美国制造业回迁总体很难
这又引起不少中国人担心，中国企业会像福耀玻璃集团那样，也会加大在美投资建厂的力度。其实，在美国投资建厂的根本原因是客户和市场决定的。在销售市场购置当地原料和能源，雇用当地员工，生产后直接本地销售，显然优于在中国采购原料，消耗能源，生产后再把极其笨重、易脆的玻璃运到美国中西部。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行为。
和世界各国跨国公司一样，中国大企业要成为有全球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必须实行全球研发、全球制造、全球销售的格局。例如，海尔在全球有8个研发中心、29个生产中心和19个销售中心。通用汽车去年全球汽车销量980万辆，市场遍布125个国家。其中最大市场在中国(366万辆)，其次在美国(306万辆)，因此在中美两国的生产厂最多。
关于中美制造业成本比较，加上特朗普的企业减税政策，会否导致美国海外企业回迁美国，甚至中国制造业也流向美国呢？这是另一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制造企业从设在销售市场的原址迁回美国。这要看市场需求有无转移。通用汽车最近没有宣布在美国新建整车厂的计划，只宣布将在纽约上州投资5.52亿美元建设汽车零部件厂。因为美国市场近期没有明显增长前景。该公司2017年销售预期已经下调。相反，它刚刚宣布在中国再建5家整车厂，从而到2018年把中国市场销量从2015年的366万辆增加到500万辆。因此，通用在中国厂子不会迁回美国。据美中贸委会副会长彭捷宁最近调查其会员企业后的介绍，其在华投资的会员企业中，90%是在中国生产、在中国销售。这部分不会回迁。6%在中国生产，销往亚洲邻近市场;4%是在中国生产，返销美国。最后4%这部分回迁美国仅仅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6%那部分回迁可能性更低。但如果发生，亚洲生产企业将是赢家，美国消费者则将是输家。
第二，美国设在海外的子公司，产品销往美国。是否回迁，要看成本和效益比较。参考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字，最近的如201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单位人工成本创造的增加值比母公司高29.4%。所以在此条件下总体不会回迁。如果特朗普将美国公司所得税从35%减至15%，再对从海外公司进口的产品征税8.75%。则这一差距基本消失。
但税负不是美国制造业的主要成本。据美国商务部2004年基于全国性调查发布的《美国制造业报告》，其员工医疗成本是世界最高的。显然，现在的数字更高了。因为那时美国医疗费用支出占GDP比重不过15%左右，2015年上升到18%，预计2022年将上升到23%。另一个重大负担是执法和法律诉讼费，企业职工人均在1万至2万美元。因此，分析美国制造业成本，不能简单地只看工资、地价、电费等等。如果综合考虑进去，除非特朗普政府进行全方位改革，否则回迁的经济依据仍然不足。
第三，分布在多国生产，形成全球价值链的企业。这种企业哪个环节回迁都很困难，例如波音787生产中，供应商来自66个国家。即便总装已经在美国，还是大量进口零部件和组件。苹果手机也是如此，设计和核心电子装置在美国本土，显示屏、驱动器等由日韩生产，其他一些部件在欧洲国家生产，组装则在中国(下一步可能在印度)。如果苹果在美国设厂组装，其他绝大部分仍需进口。如果再把这些回迁，可以肯定，苹果机在美国市场将大幅涨价，消费者蒙受损失;在海外则将被逐出市场，从而导致本土组装萎缩，失业增加。
综合看来，美国制造业回迁虽然不乏个案，但总体很难。因为政策拗不过经济规律。
中国制造业需解决三个问题
因此，具体到中国制造业会否流向美国，虽然不排除个案会有，但目前缺乏趋势依据。主要的警示在于增加了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升级的紧迫感。
毫无疑问，政府需要为企业减负，而且落在实处。但还有更重要的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资本运作和投机资本的兴起，挤压了制造业盈利前景。其基本载体之一是房地产。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 “概念”到资本市场圈钱。制造业哪里比得上钱生钱？这是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也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障碍之一。
其次，政府对制造业的重视不够。无论官方统计分析还是许多地方政府的规划，都把GDP中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即服务业比重上升)视作“结构优化”来赞扬，很多还设定了硬性指标。岂知许多服务业的结构不如制造业优秀。没有强大的先进的制造业，服务业比重再高，中国梦也不会实现。
再次，企业创新升级的市场化环境不足。据英国《自然》杂志今年4月一份基础科学研究排名，在“政府研究机构和大学”混合排名中，中科院排名第一。但大学排名中，最好的北大也进不了前十。再看企业类排名，前50名里中国企业屈指可数，美国则占一半。即科研上，我国是政府强于大学，大学强于企业。而美国恰恰相反。我们需要以企业创新为主，政府营造一个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企业一步步发展壮大。
如果我们政府、科研院校、制造业、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都凝聚共识，共同努力，妥善解决以上三个问题，那么，美国制造业回流能否成功对中国也就没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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