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美中两国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升级

　　美中两国间日益升级的紧张局势引发了对潜在贸易战争的担忧。我阐述了美中官方贸易逆差数据不准确的问题，而这些数据在7月举办的双边贸易会谈中被再次提出，双方并就此达成了一些共识。如今，唐纳德·特朗普（又译川普）总统已指示其首席贸易顾问，对中国知识产权侵权问题进行调查，若这一假设得到证实，中国将面临严峻处罚。中方表示，若美国企图损害美中贸易关系，中国必将捍卫其权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预计，若美中陷入贸易战，这将波及美国经济，导致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至2019年下降近4%。

　　美中双方的好战姿态不仅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还将对双方经济造成威胁。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美中贸易关系是充满活力且互惠互利的。美国企业在今年第二季度的盈利表现出色，其中国业务收益可观。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为美国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也为美国消费者节省开支。

　　即便如此，美中贸易关系中确实存在一些争议，但应以明确、持续且合理的方式解决。将这一关系推向危险边缘，不仅是不负责任的，更会对自身造成损害。

　　跨境知识产权保护

　　当特朗普要求对知识产权问题进行调查时，正值习近平主席努力加强对于专利、版权和商标相关的法规的完善。中国逐渐意识到自己在未来可能成为科技领先国家，并可能遭受侵权问题。2015年中国有百万件专利申请被提交，当局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这三间法院设立以来，已接收30，000桩案件。今年4月，美国著名运动品牌New Balance在中国企业盗用其商标案件中获得胜诉，成为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一桩里程碑式的案例。另一备受瞩目的案例是，中国最高法院判决迈克·乔丹（Michael Jordan）拥有中文姓名权。

　　目前，中国在打击盗版问题上有着前所未有的动力。特朗普政府应当趁此良机，积极与中国政府就知识产权问题进行磋商，保障美国企业的利益，且无需以牺牲中美关系为代价。

　　忽略总体逆差，关注实际问题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提到，舆论过度关注对华总体贸易逆差是有问题的。尽管大部分产品配件在其它国家生产，但由于在中国完成组装，产品整体价值被归算为中国出口额，因此，美中双边贸易逆差被夸大了。苹果手机（iPhone）就是最好的例证。此外，被扭曲的逆差数值忽略了美国对中国在服务贸易中显著且不断增长的顺差。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的贸易成就得益于相对优势，包扩劳动成本低和制造业的规模经济。然而，近年来中国通过政府干预增加出口量，同时限制进口美国产品， 影响贸易平衡，进而改变了双边贸易模式。决策层应专注于解决这些实质性的“非市场”干预。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

　　导致中国制造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的政策更让人担忧。由于美国在其中一些产业并不具有竞争力，因而其利益不会受到影响；但其它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可能会影响美国向中国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甚至波及美国企业在本土市场的占有率。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钢铁。中国在钢铁生产上并不具备比较优势，但政府出台政策激励钢铁生产商大规模增加产能。从2000年到2016年，中国的钢铁产量由1.29亿公吨增长至8.08亿公吨。同期，中国钢铁对外贸易额从贸易赤字60亿美元转为贸易盈余260亿美元，而这些产品出口至全球市场。

　　这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已意识到这一点，并已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列入国家结构改革。尽管中国钢铁产品出口量比上一年下降了25.7%，但进展远不如预期，中国还需加快在该问题上的进程。

　　更重要的是，钢铁并非特例。产能过剩问题已延伸至中国的其它产业。正常的产能利用率为80%，而中国在某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低于该数值，包括像汽车和冰箱等一些美国企业有兴趣在中国和全球市场发展的产品。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对中国产能过剩引发的溢出效应给予了合理关注，并应继续推动该问题成为未来美中全面经济对话的优先解决项目。

　　降低美国出口壁垒

　　我很高兴看到双方通过谈判获得实质性的成果——中国允许进口美国牛肉和大米——两国应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努力。中国已展现出与美国合作的意愿，降低贸易壁垒，美国应抓住这一机会更进一步发展双边贸易关系，而非倒退。

　　同时，美国也应降低向中国出口的贸易壁垒。目前，美国对于向中国出口军民两用产品有着严格的管控。然而，该项出口管控体系并未就当代全球贸易和科技发展现状做出调整。当前的条例过于宽泛，即使是军用周边产品或可轻易从其它渠道获取的产品，如飞机坐便器、SIM卡和工业发动机等，都需获得特殊出口许可才能出口至中国。基于中国的科技发展和其它国家的产品供应现状，美国当局应重新审视这些条例是否仍适用，是否已损害了美国企业。中国副总理汪洋指出，中国从全球市场进口价值2，270亿美元的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但由于美国的出口壁垒，导致仅有4%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来自于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预估，若美国将对中国的出口壁垒降至与巴西或法国的同水平，美中贸易逆差将大幅减少。

　　安全困境

　　此外，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市场准入的新政策加剧了问题。目前，美国国会正在研究针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简称CFIUS）的改革事项，该机构负责审查外国对美投资可能造成的国家安全问题。议员们打算扩大CFIUS在与安全相关的投资事务上的审查权，特别是涉及中国买家的交易。目前，阿里巴巴对在全球拥有200多个服务网点的美国汇款服务公司速汇金（MoneyGram）的收购案正在等待CFIUS的审查。

　　自2011年，中国对外资并购实行了同样的安全审查。同时，中国近期的政策建议对外国商品和与安全相关的服务领域施加更严格的进口限制。例如，中国2017年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要求，信息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须是“安全和可控的”。换句话说，该设施必须由中国制造或位于中国。
　　　　
　　两国在实施安全程序上均缺乏透明度，这令许多相关领域的企业感到沮丧。尽管安全问题是限制自由贸易的正当理由，但两国决策层必须找到方法来尽量减少与安全有关的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防止因跨境贸易和合作而产生的实质性利益损失。

　　结论

　　美中关系十分紧密。双方本可以更专注于就实际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改善双边贸易关系。但两国正在错失这样一个时机。我建议，首先纠正不准确的贸易数字，以便评估贸易失衡背后的真正问题。其次，美国应采取必要措施向中国施压，敦促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改善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此外，美国必须摒弃过时或不合逻辑的贸易壁垒，减少美国企业出口至中国的阻碍。两国政府还需提高双方在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时的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