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短期看，监管的创新容忍度变化很正常，而从长期看，扭转不良印象已经成了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这包括不添麻烦、定位清晰、提升效率、各方共赢。金融科技带动的新金融会出现新的变化，从监管上说，既要有短期治理和危机应对的策略，也要有长期内在的稳定器建设。无论强调金融服务实体还是普惠金融，政府和监管部门应最大可能减少对金融的“父爱主义”和“母爱主义”，以此重构更健康的政经生态关系。
在一轮“整治风暴”使互联网金融创新热潮渐渐冷静下来之时，2017年互联网金融既面临“寒冬冷冽”，也有新机遇。从根本上看，互联网金融只有回归金融科技的核心驱动力与特质，才能浴火重生，这就需要重新审视，究竟什么才是新金融的未来。
2017年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如全球不确定性增加，可能全面转入流动性紧缩时期；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进入最后博弈阶段；海外互联网金融新型业态普遍遭遇挑战，逐渐向金融基础设施层面下沉；在经济波动时期，国家金融安全与风险评估机制的效率与安全的“跷跷板”上，逐渐倾向于后者；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或许引领全球金融监管倾向再度放松等。综合多种可能彼此矛盾的外部因素，从整体上看，随着政策与市场格局趋于稳定，将会在继续防范风险的同时注重提升新金融的活力。
短期看，监管的创新容忍度变化很正常，国外曾有过更严格的局面，如PayPal在美国曾一直面临各级监管者认为其非法从事银行业务（illegal banking）的质询，P2P网贷平台也受到严厉监管。而从长期看，扭转不良印象已经成了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这重点包括不添麻烦、定位清晰、提升效率、各方共赢：风险可控，商业模式持续稳健；或做“小而美”的中前台业务，或是金融体系基础设施的Fintech支撑，当然，盲目转型可能触及新雷区，如消费金融；真正发挥技术外溢性；弥补金融体系的短板与不足，践行数字普惠金融，体现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等等。
地方金融改革曾有一些目标选择，如支持地方企业；金融业的财税贡献；与国家战略吻合，提升地方品牌形象，带动中心效应与地产热度；解决民间资本出路；改善金融制度与软环境；解决就业与服务居民。无疑，从长期看，金融发展环境和基础更重要。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金融科技带动的新金融理该体现如下变化：
第一，从科技金融到金融科技。过去谈科技金融，我们希望谈的是科技产业与金融产业融合，但在考虑这对关系时，更多考虑的还是金融对科技的单向支持，相关部门出台的政策，在提到科技金融时，潜意识都指向金融如何更有效服务于科技创新、科技产业和科技事业。反观金融科技，思路并不是完全单向的，而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了科技与金融的融合——一面强调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到金融产业链中，实现金融功能的优化；一面基于科技的发展，还会带来一些过去技术不发达下难以想象的金融模式。
金融科技并不是简单的虚拟经济。新金融科技使金融与实体在更多层面上有效融合，虚拟与实体的划分并不那么容易。科技提升整个金融产业链的效率，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有助于完善金融，而且间接有利于金融更好服务实体。金融科技与创新，正如喝啤酒时，泡沫是衡量啤酒好坏的标准之一，好啤酒一定有漂亮的泡沫，但有漂亮泡沫的不一定是好啤酒。
第二，从经济科技到金融科技。当我们谈论金融科技时，会想当然地认为一些技术非常高大上，由此高估我国的信息技术发展水平。从技术层面看，我国自下而上的草根创新能力不足，在科技应用层面还有很多短版。例如，在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报告中，2016年能反映ICT普惠程度的IDI指数，我国列81位。显然，发展金融科技不能仅以金融一条腿走路，尤其不能有“金融科技腾飞幻觉”。在去除各类“弯道超车”狂热的同时，真正推动信息技术与金融技术的“并驾齐驱”式进步。
第三，从金融要素到金融功能。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等等称为金融要素，金融功能指的是这些要素可能实现的一些效果，如融资、投资、支付清算、风险管理等。当前，科技冲击使传统金融要素的边界变得更模糊，金融科技着眼于功能的实现，典型的银行类机构变得不像银行；产品也在不断跨界，无论银行理财产品，还是保险公司的万能险，在某种意义上都更接近私募的特征。要素边界不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
在新思路导向下，金融科技支撑下的金融创新会从规模导向转化为功能与结构导向。因此，金融科技追求的是功能的优化、落实及结构的完善，而不仅是争规模，这是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型金融机构都面临的问题。
第四，从金融技术到金融科学。科学与技术着眼点不同，科学解决理论问题，技术解决实际应用问题。我国一向重视实用，而科学精神重视“无用的好奇心”。因此也有批评认为，我们只有“技术哲学”，没有“科学思潮”。具体到金融层面，我们关注应用层面的技术，关注产品、组织、渠道、客户这些马上能带来效率，马上能改善盈利的模式。但从金融科学角度，更应重视金融制度、规则、文化、生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需进一步反思现代经济金融的科学精神，更应关注金融创新土壤的质量。
第五，从金融分化到金融共享。新技术改变了原有金融发展中的生态关系。比如金融与实体的分化与融合，金融模式的分化与融合：不再是互联网金融VS传统金融，而是信息化时代的金融；又如金融主体的分化与融合：高效、透明、共赢、持续的金融交易规则——改变“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扭曲局面；再如金融效果的分化与融合：真正的数字普惠金融，实现科技引领的金融“强身健体”。
第六，从行政干预到市场机制。无论强调金融服务实体还是普惠金融，政府和监管部门应最大可能减少对金融的“父爱主义”和“母爱主义”，以此重构更健康的政经生态关系。同样，还需告别“拍脑袋”式决策，理性认识金融科技环境下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实现“穿透式的监管”。避免制度和规则的大起大落，政策预期不应成为挑战金融稳定的因素。
此外，金融科技对金融运行带来了全新挑战，从监管上说，既要有短期治理和应对危机的策略，也要有长期内在的稳定器建设。在新技术挑战时代，出一些小危机、“小感冒”很正常，这能使“金融肌体”能及时排出毒素。如果一直不出问题，突然大病一场就可能是致命的。
在一轮“整治风暴”使互联网金融创新热潮渐渐冷静下来之时，2017年互联网金融既面临“寒冬冷冽”，也有新机遇。从根本上看，互联网金融只有回归金融科技的核心驱动力与特质，才能浴火重生，这就需要重新审视，究竟什么才是新金融的未来。
2017年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如全球不确定性增加，可能全面转入流动性紧缩时期；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进入最后博弈阶段；海外互联网金融新型业态普遍遭遇挑战，逐渐向金融基础设施层面下沉；在经济波动时期，国家金融安全与风险评估机制的效率与安全的“跷跷板”上，逐渐倾向于后者；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或许引领全球金融监管倾向再度放松等。综合多种可能彼此矛盾的外部因素，从整体上看，随着政策与市场格局趋于稳定，将会在继续防范风险的同时注重提升新金融的活力。
短期看，监管的创新容忍度变化很正常，国外曾有过更严格的局面，如PayPal在美国曾一直面临各级监管者认为其非法从事银行业务（illegal banking）的质询，P2P网贷平台也受到严厉监管。而从长期看，扭转不良印象已经成了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这重点包括不添麻烦、定位清晰、提升效率、各方共赢：风险可控，商业模式持续稳健；或做“小而美”的中前台业务，或是金融体系基础设施的Fintech支撑，当然，盲目转型可能触及新雷区，如消费金融；真正发挥技术外溢性；弥补金融体系的短板与不足，践行数字普惠金融，体现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等等。
地方金融改革曾有一些目标选择，如支持地方企业；金融业的财税贡献；与国家战略吻合，提升地方品牌形象，带动中心效应与地产热度；解决民间资本出路；改善金融制度与软环境；解决就业与服务居民。无疑，从长期看，金融发展环境和基础更重要。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金融科技带动的新金融理该体现如下变化：
第一，从科技金融到金融科技。过去谈科技金融，我们希望谈的是科技产业与金融产业融合，但在考虑这对关系时，更多考虑的还是金融对科技的单向支持，相关部门出台的政策，在提到科技金融时，潜意识都指向金融如何更有效服务于科技创新、科技产业和科技事业。反观金融科技，思路并不是完全单向的，而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了科技与金融的融合——一面强调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到金融产业链中，实现金融功能的优化；一面基于科技的发展，还会带来一些过去技术不发达下难以想象的金融模式。
金融科技并不是简单的虚拟经济。新金融科技使金融与实体在更多层面上有效融合，虚拟与实体的划分并不那么容易。科技提升整个金融产业链的效率，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有助于完善金融，而且间接有利于金融更好服务实体。金融科技与创新，正如喝啤酒时，泡沫是衡量啤酒好坏的标准之一，好啤酒一定有漂亮的泡沫，但有漂亮泡沫的不一定是好啤酒。
第二，从经济科技到金融科技。当我们谈论金融科技时，会想当然地认为一些技术非常高大上，由此高估我国的信息技术发展水平。从技术层面看，我国自下而上的草根创新能力不足，在科技应用层面还有很多短版。例如，在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报告中，2016年能反映ICT普惠程度的IDI指数，我国列81位。显然，发展金融科技不能仅以金融一条腿走路，尤其不能有“金融科技腾飞幻觉”。在去除各类“弯道超车”狂热的同时，真正推动信息技术与金融技术的“并驾齐驱”式进步。
第三，从金融要素到金融功能。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等等称为金融要素，金融功能指的是这些要素可能实现的一些效果，如融资、投资、支付清算、风险管理等。当前，科技冲击使传统金融要素的边界变得更模糊，金融科技着眼于功能的实现，典型的银行类机构变得不像银行；产品也在不断跨界，无论银行理财产品，还是保险公司的万能险，在某种意义上都更接近私募的特征。要素边界不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
在新思路导向下，金融科技支撑下的金融创新会从规模导向转化为功能与结构导向。因此，金融科技追求的是功能的优化、落实及结构的完善，而不仅是争规模，这是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型金融机构都面临的问题。
第四，从金融技术到金融科学。科学与技术着眼点不同，科学解决理论问题，技术解决实际应用问题。我国一向重视实用，而科学精神重视“无用的好奇心”。因此也有批评认为，我们只有“技术哲学”，没有“科学思潮”。具体到金融层面，我们关注应用层面的技术，关注产品、组织、渠道、客户这些马上能带来效率，马上能改善盈利的模式。但从金融科学角度，更应重视金融制度、规则、文化、生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需进一步反思现代经济金融的科学精神，更应关注金融创新土壤的质量。
第五，从金融分化到金融共享。新技术改变了原有金融发展中的生态关系。比如金融与实体的分化与融合，金融模式的分化与融合：不再是互联网金融VS传统金融，而是信息化时代的金融；又如金融主体的分化与融合：高效、透明、共赢、持续的金融交易规则——改变“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扭曲局面；再如金融效果的分化与融合：真正的数字普惠金融，实现科技引领的金融“强身健体”。
第六，从行政干预到市场机制。无论强调金融服务实体还是普惠金融，政府和监管部门应最大可能减少对金融的“父爱主义”和“母爱主义”，以此重构更健康的政经生态关系。同样，还需告别“拍脑袋”式决策，理性认识金融科技环境下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实现“穿透式的监管”。避免制度和规则的大起大落，政策预期不应成为挑战金融稳定的因素。
此外，金融科技对金融运行带来了全新挑战，从监管上说，既要有短期治理和应对危机的策略，也要有长期内在的稳定器建设。在新技术挑战时代，出一些小危机、“小感冒”很正常，这能使“金融肌体”能及时排出毒素。如果一直不出问题，突然大病一场就可能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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