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慧”的六大方面

　　“中国智慧”的六大方面：

　　一是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中求进”保证产业持续成长和工业化进程持续深化。

　　二是正确处理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不断提高产业效率和促进产业高端化。

　　三是正确处理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促进产业合理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

　　四是正确处理了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培育全面持续的产业发展动力机制。

　　五是正确处理了全球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形成全面开放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六是正确处理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促进产业和人口集聚效率提升与社会民生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已经讲述了一个工业大国成长的故事。但是，中国迄今只是成为一个世界性工业大国，还不是一个工业强国，总结梳理40年中国产业发展历程，抽象概括其成长的基本经验和发展的关键智慧，不仅对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而且也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成为工业强国有指导意义。

　　具体而言，产业发展的“中国智慧”主要体现在正确处理了以下六大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中求进”保证产业持续成长和工业化进程持续深化。

　　一个大国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工业化是必由之路。工业化进程一旦开始，要保证这个过程不会由于战争、危机或社会动荡等各种原因被中断，这个国家或者地区才可能保证产业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历史上因危机或者战乱而中断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并不鲜见，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史已经200多年、但真正实现工业化的也只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是产业持续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的基本前提要求。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段时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曾经中断。但开放以来，虽然也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挑战，但总体上采用了“渐进式”改革，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导思想，以“稳中求进”为经济改革发展工作的总基调，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在保证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促进中国产业持续成长和不断深化工业化进程。当前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需要继续推进产业发展建设工业强国，而各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比较突出，如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差距和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经济“脱实向虚”、环境和资源制约等等，危机和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提升，这需要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加强调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是正确处理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不断提高产业效率和促进产业高端化。

　　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者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由低级向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过程，这实质是一个不断技术创新的过程，工业进程深化的核心表现为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效率的不断提升和产业结构的持续高级化。而“创新驱动”的关键是须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努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迄今为止的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成功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基于工业化发展阶段，把握产业升级的方向，不断提出合意的产业政策，实现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有效协调，随着工业化发展阶段对产业政策内容、实施方式进行动态调整，有效地促进了技术进步、提高了产业效率和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从产业高端化和工业化深化的方向看，中国所实现的工业化，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工业化，而是信息化时代以信息化引导工业化、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下的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既要符合中国工业化阶段的国情，又要适应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世界工业化趋势——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来提升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业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能力。

　　三是正确处理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促进产业合理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资源禀赋、经济条件、文化习惯等差异性较大。因此，一个大国的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在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前提下，还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是保证产业合理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制定整体区域协调战略并保证有效实施。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很大，长期以来形成了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梯度发展的格局，近年来，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推进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中央政府要通过战略实施和体制机制设计，协调各区域产业生产要素配置，促进产业生产要素跨区域的有效合理流动，化解产业资源配置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协调的结构性矛盾，提高产业生产要素空间上的配置效率，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产业发展非常重视地方政府的创新精神，鼓励地方政府探索科学的区域工业化模式。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各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各个地区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创造出许多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曾产生了一些具有鲜明地区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例如“珠江三角洲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等，这些模式在启动条件、发动主体、资本形成方面都是不同的，但都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成为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工业化地区，进而对全国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在各地推进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园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业园区是现代化产业分工协作生产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工业园区能通过政策引导聚集生产要素、提高集约水平、突出产业特色、优化产业布局，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正确处理了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培育全面持续的产业发展动力机制。

　　中国基于自己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基本国情，经过多年理论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中国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为中国产业发展提供了多元的全面协调的动力机制。通过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创新，培育了国内丰富、强大的动力源。这具体表现在市场化改革逐渐松开了传统计划体制对各种资源、要素、组织力量的束缚，激活了它们在旧体制下长期被压抑与控制的能量，不仅充分释放非国有系统的资源、要素，而且全面调动传统国有系统本身的存量资源和原有的组织制度资源。通过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培育了大量的市场主体，既包括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也包括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大量个体民营企业以及通过开放引入的外资企业。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在弥补市场缺陷、保障人民共同利益以及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一些重大战略领域实现赶超等方面具有优势，在事关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和国计民生重大事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个体、私营和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在满足市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提升供给质量和促进生产力平衡发展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形成了中国产业发展多元混合动力优势，促进了中国产业快速发展。

　　五是正确处理了全球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形成全面开放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通过40年的对外开放，从设立特区，到开放沿海14个城市，再到加入WTO，在中国市场对外开放的同时，也逐渐吸引大量外资，引进了大量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同时也利用了国外市场资源，实现了大量出口，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当今世界的产业发展，处于一个全球价值链主导的时代。自产业革命开拓机器大生产开始，国际分工经历了工业制成品与农矿业的传统产业间分工、工业内部各产业各产品部门的产业内分工，发展到同一产品不同价值链增值环节的产品内分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产品模块化程度的提升和生产过程可分性增强，以及信息技术、交通技术等“空间压缩”技术带来的交易效率提高和交易成本的下降，基于价值链不同工序、环节的产品内分工获得极大发展，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一种主导的国际分工形式。而且，随着技术革命的加速拓展、业态不断创新和产业日趋融合，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不断努力突破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全球价值链逐步呈现出多极化发展的新态势。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必须对外开放，融入这个全球价值链中。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发展奇迹，十分得益于中国制造业的对外开放。到2017年，在制造业31个大类、179个中类和609个小类中，完全对外资开放的已有22个大类、167个中类和585个小类，分别占71%、93.3%和96.1%。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加速了自身的市场化进程，培育自身的全面发展动力，同时顺应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合作共赢趋势，为世界制造业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六是正确处理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促进产业和人口集聚效率提升与社会民生协调发展。

　　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过程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过程。工业为城市化提供了经济基础，而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了优质要素和广阔的需求市场。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历史演进互动关系看，在工业化初期，重点是工业化进程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而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牵引了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总体上符合上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演进规律，长期以来我国成功地推进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但总体上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在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进程也不断加快，对工业化进程牵引需求作用明显。在处理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提高城市化质量，避免城市化与实体经济脱节，不能让房地产仅成为炒作对象，要让城市化进程真正发挥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引导作用。二是要不断提高服务业效率和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城市化是服务业成长为经济运行中主导部门的必要条件，城市化人口集聚效应形成的需求密集经济，可以不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城市化并不必然促进服务业效率提升和结构升级，科学的城市化战略和高水平的城市管理对于促进服务业效率提升至关重要。当前我国医疗、教育、养老等事关社会民生的服务业质量和效率还都有待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城市化质量水平还不够高。而且，由于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化进程深化需要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支持，提高城市化质量、促进服务业效率提高和服务业结构升级还是深化工业化进程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