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下称“中国建筑”）总经理王祥明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中央电视台新台址的建筑模型。这个造型独特、技术难度很高的特大型项目是中国建筑承建的代表作之一。
如今，在中央电视台身侧，中国建筑建设的国贸三期、中国尊等超高层，正在刷新北京的天际线。
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投资建设集团，中国建筑承建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超高层建筑。乘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中国建筑正把“中国高度”带出国门——印尼雅加达标志塔（东南亚第一高楼，638米）、俄罗斯联邦大厦（欧洲第一高楼，420米）、肯尼亚内罗毕哈斯塔（非洲第一高楼，300米）……这些项目既拔高了当地城市天际线，也为中国建筑赢得了广阔商机。
5月5日，中国建筑总经理王祥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说：“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谁的态度最坚决、行动最迅速、措施最有力，谁就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提升与发展。”
在“一带一路”上迎来国际化战略收获期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设计高度438米的吉隆坡标志塔正以4天一层的速度“长高”，建成后将成为吉隆坡的又一地标建筑。
吉隆坡标志塔于2016年4月2日开工，计划2018年9月底竣工。在30个月的时间内要完成总体高度438米、建筑总面积38万平方米的工程，“中国速度”在当地引起了广泛关注。
王祥明告诉记者，截至目前，世界上已建成的超高层建筑（建筑高度300米以上），有三分之一在中国；在建的超高层建筑，三分之二在中国。仅中国建筑就建造了中国90%的超高层建筑，算起来中国建筑承建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超高层建筑。
“超高层是中国建筑的传统优势，我们有非常先进的建造技术，居于全球领先地位。通过吉隆坡这个项目，我们也把建造的核心技术、建造标准，包括对当地工人的技能培训都带出去了。”王祥明说。
目前，中国建筑已在“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布局布点。伴随着一系列标志性项目的落地，中国建筑也步入了公司国际化战略的收获期。
3月24日，在中澳两国总理的见证下，王祥明与澳大利亚BBIG公司董事长Jonathon Young共同签署50亿澳元（约合37.5亿美元）的西澳省基础设施一揽子项目合作备忘录。这是一个包括港口、铁路基础设施和PIOP铁矿石资源矿山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建设开发项目，是中国建筑首次进入澳大利亚市场。
王祥明告诉记者，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中国建筑境外累计签约60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37亿美元，占公司海外经营30多年来整体指标的44.4%和39.2%。“去年，在‘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公司海外营业收入首次突破百亿美元，海外经营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共享发展成果
除了建造很多“地标建筑”，中国建筑在“一带一路”沿线承建的一批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也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在非洲的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到经济中心黑角距离500多公里，交通不便严重制约当地经济发展。法国企业曾花费数十年规划穿越当地原始森林的公路，但终因困难太大而放弃。
2015年，由中国援助，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施工企业来建设的刚果（布）国家1号公路建成通车。由此，两地交通时间缩短到四分之一，运输量增加了10倍。“刚果（布）总统萨苏参加通车典礼时，对中国政府、对中国建筑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和感谢。他把这条路命名为‘1号公路’，说这是刚果（布）通向未来之路。”王祥明对记者说，“我们‘走出去’一定要和当地经济发展需要、民生需要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卡拉奇高速公路（苏库尔—木尔坦段）的建设，也解决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发展瓶颈。这条公路全长392公里，合同金额29亿美元，是中巴两国领导人直接推动的“中巴经济走廊”最大的交通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连接巴基斯坦南北的经济大动脉。
“我们仅这一个项目就给当地提供了一万多个就业岗位，并出资培训当地劳务工人；而且大量使用当地的建筑材料。”王祥明对记者说，曾经，中国的建筑企业“走出去”，靠的是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建筑材料，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要融入当地，“本土化”是必须坚持的重要策略。
“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发现，每个国家最关注的就是就业机会。目前，中国建筑海外公司本土化程度都很高，美国公司本土化程度最高，98%员工是当地人。海外公司本土员工占比都在50%以上，已经实现了属地化。”王祥明说。
对话王祥明：“一带一路”给企业调结构带来历史性机遇
《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中国建筑提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突破传统房建“一业独大”，这一工作目前进展如何？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项目是否体现了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
王祥明：2000年之前，中国建筑基本上就是“一业独大”，主要是从事房屋建筑的设计和施工，是单纯的承包商角色。2000年公司提出了调结构，特别是“十一五”开始后，加大了调结构的力度。我们提出了“五三二”的结构优化目标，即房建占比从超过90%降到50%；基础设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占到30%；地产相关投资占到20%。经过10年的努力，我们在基础设施领域基本完成了补短板，目前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业务涵盖了铁路、公路、港口、码头、隧道、桥梁等，也完成了一大批的代表作。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国建筑来说，调结构是历史性的重要机遇，为我们打开了广阔的海外业务空间。海外基础设施业务占海外业务的比重，由约10%上升至约40%。在经营方式上，从立项规划、设计到投融资，到建造，再到后期的运营管理，实现了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覆盖。
《中国经济周刊》：“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企业带来了重要发展机遇。作为率先“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中国建筑的经营思路如何进一步契合“一带一路”的建设目标？
王祥明：过去“走出去”，我们的市场在非洲、东南亚，以及美国、中东、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我们在区域上有大的拓展，在丝绸之路南线北线都成功布局，比如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都有代表作。
三年多来，中国建筑进入的海外市场已增长至约100个，全球化市场布局初具规模。接下来，我们要尽快实现在“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布局布点。
《中国经济周刊》：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碎片化”的矛盾凸显。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作为中央企业，中国建筑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王祥明：首先，要坚持本土化发展策略。“一带一路”是沿线无数节点城市的连接，我们不搞游击战，而是搞阵地战，借“一带一路”项目在沿线城市扎根、参与其持续性的城市化建设是我们的目标。
第二，要坚持市场化竞争原则。中国建筑近些年的发展规模及盈利能力，在同行业央企中处于领先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建筑的市场化程度非常高。多年来，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公开竞标项目一直是中国建筑海外业务的主要增长点。
第三，要加强资本化运作。积极探索融投资带动总承包，包括PPP、BOT等经营模式。资本和投资的介入，支撑了我们的发展，延长了业务链、价值链，盈利能力也提高了。此外，境外地产投资、境外企业并购，比如对美国PLAZA建筑公司的并购，也都带动了营收规模大幅提升和全产业链的发展。
第四，深化体系化管控。应对复杂多变、竞争愈发激烈的国际市场，企业要练好内功。无论从中国建筑自身经营层面考虑，还是从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央企职责出发，都必须做到“攻防结合”，确保运营安全。
如今，在中央电视台身侧，中国建筑建设的国贸三期、中国尊等超高层，正在刷新北京的天际线。
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投资建设集团，中国建筑承建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超高层建筑。乘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中国建筑正把“中国高度”带出国门——印尼雅加达标志塔（东南亚第一高楼，638米）、俄罗斯联邦大厦（欧洲第一高楼，420米）、肯尼亚内罗毕哈斯塔（非洲第一高楼，300米）……这些项目既拔高了当地城市天际线，也为中国建筑赢得了广阔商机。
5月5日，中国建筑总经理王祥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说：“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谁的态度最坚决、行动最迅速、措施最有力，谁就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提升与发展。”
在“一带一路”上迎来国际化战略收获期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设计高度438米的吉隆坡标志塔正以4天一层的速度“长高”，建成后将成为吉隆坡的又一地标建筑。
吉隆坡标志塔于2016年4月2日开工，计划2018年9月底竣工。在30个月的时间内要完成总体高度438米、建筑总面积38万平方米的工程，“中国速度”在当地引起了广泛关注。
王祥明告诉记者，截至目前，世界上已建成的超高层建筑（建筑高度300米以上），有三分之一在中国；在建的超高层建筑，三分之二在中国。仅中国建筑就建造了中国90%的超高层建筑，算起来中国建筑承建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超高层建筑。
“超高层是中国建筑的传统优势，我们有非常先进的建造技术，居于全球领先地位。通过吉隆坡这个项目，我们也把建造的核心技术、建造标准，包括对当地工人的技能培训都带出去了。”王祥明说。
目前，中国建筑已在“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布局布点。伴随着一系列标志性项目的落地，中国建筑也步入了公司国际化战略的收获期。
3月24日，在中澳两国总理的见证下，王祥明与澳大利亚BBIG公司董事长Jonathon Young共同签署50亿澳元（约合37.5亿美元）的西澳省基础设施一揽子项目合作备忘录。这是一个包括港口、铁路基础设施和PIOP铁矿石资源矿山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建设开发项目，是中国建筑首次进入澳大利亚市场。
王祥明告诉记者，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中国建筑境外累计签约60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37亿美元，占公司海外经营30多年来整体指标的44.4%和39.2%。“去年，在‘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公司海外营业收入首次突破百亿美元，海外经营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共享发展成果
除了建造很多“地标建筑”，中国建筑在“一带一路”沿线承建的一批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也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在非洲的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到经济中心黑角距离500多公里，交通不便严重制约当地经济发展。法国企业曾花费数十年规划穿越当地原始森林的公路，但终因困难太大而放弃。
2015年，由中国援助，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施工企业来建设的刚果（布）国家1号公路建成通车。由此，两地交通时间缩短到四分之一，运输量增加了10倍。“刚果（布）总统萨苏参加通车典礼时，对中国政府、对中国建筑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和感谢。他把这条路命名为‘1号公路’，说这是刚果（布）通向未来之路。”王祥明对记者说，“我们‘走出去’一定要和当地经济发展需要、民生需要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卡拉奇高速公路（苏库尔—木尔坦段）的建设，也解决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发展瓶颈。这条公路全长392公里，合同金额29亿美元，是中巴两国领导人直接推动的“中巴经济走廊”最大的交通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连接巴基斯坦南北的经济大动脉。
“我们仅这一个项目就给当地提供了一万多个就业岗位，并出资培训当地劳务工人；而且大量使用当地的建筑材料。”王祥明对记者说，曾经，中国的建筑企业“走出去”，靠的是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建筑材料，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要融入当地，“本土化”是必须坚持的重要策略。
“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发现，每个国家最关注的就是就业机会。目前，中国建筑海外公司本土化程度都很高，美国公司本土化程度最高，98%员工是当地人。海外公司本土员工占比都在50%以上，已经实现了属地化。”王祥明说。
对话王祥明：“一带一路”给企业调结构带来历史性机遇
《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中国建筑提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突破传统房建“一业独大”，这一工作目前进展如何？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项目是否体现了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
王祥明：2000年之前，中国建筑基本上就是“一业独大”，主要是从事房屋建筑的设计和施工，是单纯的承包商角色。2000年公司提出了调结构，特别是“十一五”开始后，加大了调结构的力度。我们提出了“五三二”的结构优化目标，即房建占比从超过90%降到50%；基础设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占到30%；地产相关投资占到20%。经过10年的努力，我们在基础设施领域基本完成了补短板，目前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业务涵盖了铁路、公路、港口、码头、隧道、桥梁等，也完成了一大批的代表作。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国建筑来说，调结构是历史性的重要机遇，为我们打开了广阔的海外业务空间。海外基础设施业务占海外业务的比重，由约10%上升至约40%。在经营方式上，从立项规划、设计到投融资，到建造，再到后期的运营管理，实现了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覆盖。
《中国经济周刊》：“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企业带来了重要发展机遇。作为率先“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中国建筑的经营思路如何进一步契合“一带一路”的建设目标？
王祥明：过去“走出去”，我们的市场在非洲、东南亚，以及美国、中东、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我们在区域上有大的拓展，在丝绸之路南线北线都成功布局，比如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都有代表作。
三年多来，中国建筑进入的海外市场已增长至约100个，全球化市场布局初具规模。接下来，我们要尽快实现在“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布局布点。
《中国经济周刊》：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碎片化”的矛盾凸显。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作为中央企业，中国建筑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王祥明：首先，要坚持本土化发展策略。“一带一路”是沿线无数节点城市的连接，我们不搞游击战，而是搞阵地战，借“一带一路”项目在沿线城市扎根、参与其持续性的城市化建设是我们的目标。
第二，要坚持市场化竞争原则。中国建筑近些年的发展规模及盈利能力，在同行业央企中处于领先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建筑的市场化程度非常高。多年来，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公开竞标项目一直是中国建筑海外业务的主要增长点。
第三，要加强资本化运作。积极探索融投资带动总承包，包括PPP、BOT等经营模式。资本和投资的介入，支撑了我们的发展，延长了业务链、价值链，盈利能力也提高了。此外，境外地产投资、境外企业并购，比如对美国PLAZA建筑公司的并购，也都带动了营收规模大幅提升和全产业链的发展。
第四，深化体系化管控。应对复杂多变、竞争愈发激烈的国际市场，企业要练好内功。无论从中国建筑自身经营层面考虑，还是从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央企职责出发，都必须做到“攻防结合”，确保运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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