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 难容艺术的大都市
去年底，又一个艺术区败给了城市规划。因这次规划而中枪的，代表朝阳艺术区最后一个大型“乌托邦”的黑桥村艺术区终于也面临不得不拆迁的命运，而居住在这里的艺术家们，也再一次开始了他们的迁徙。
只不过艺术区，或者说艺术家们的迁徙方向十分无奈，永远在向“外”走，距离“北京”越来越远。显然好的地段要留给“金主”，乌托邦让位于地产、金融、商务等这些金灿灿的字眼才更为“有效”。
谁让艺术家普遍支付不起水涨船高的租金？
顺义区李桥镇正在改造的老厂房承接了一部分“无家可归”的艺术家们，新的“乌托邦”预计在今年夏天完工。如果说乘地铁需要一个多小时，距离市中心十几公里的798艺术区都不能算近的话，那么即将建成的李桥壹号艺术区就绝非一个“远”字能概括了，但谁让这里的租金更便宜，每天每平方米7毛多至1块多的价格让大部分“贫困”的青年艺术家也能负担得起。
下了火车，记者计算着时间，从北京南站辗转来到了李桥镇。从上午十点半，到下午一点半，历经一次地铁换乘和一次公交换乘。
由于不知道艺术区的具体位置，记者只能先坐公交车到李桥村的村口，下车之后再询问摸索。幸运的是，在求助于车站一位“等活”的电动三轮车司机后，问题得到了解决。“艺术区我不懂，你是找画画的人吧？我知道他们在哪，年前就陆续搬过来了，现在还在装修房子呢。”司机是一位年龄稍长的当地村民，对镇上的“新鲜事”了如指掌，甚至还热心地帮助新金融观察记者联系厂区的负责人，“我认识他们那的头儿，老孟天天坐我的车上下班。”司机口中的老孟是目前李桥壹号艺术区的负责人，由于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于厂区和市里，老孟就成了司机的固定客人。于是，新金融观察记者通过司机给的电话联系上了负责人孟先生，遗憾的是后者回绝了采访要求，并称“讨论之后再联系你”。截至记者发稿时，该负责人始终没有接受新金融观察记者的采访。
电动三轮车载着记者来到了李桥壹号艺术区的门口，紧闭的大门宣告着对外来人的不欢迎，几番“扒望”之后，也只能无奈离开。
据司机介绍，“他们”租下了两个旧家具厂，每个占地1000㎡左右，年前就搬过来，修建至今。
追逐 30公里的安全距离
遥远的新艺术区由于尚未施工完毕而羞于揭开面纱，新金融观察记者也只好放弃此地，寻找下一个目标——T3艺术区。黑桥村解散之后，一部分人选择了将这里当做落脚地，画家黄进明就是其中之一。
相比李桥艺术区的神秘，T3艺术区在地图上就显得大方多了，然而明确的位置显示也给记者带来了小小的麻烦。没有想象中的大门和招牌，一架几乎已经损毁的广告牌低调地藏于路边树后，广告牌上醒目的“A艺术中心”几个大字让记者疑惑是否找对了地方。因为除了名字的“违和”以外，区内的环境也和798那样的热闹完全没法相比。
初夏的午后虽不炎热，却也有挡不住的大太阳，园区内仅有的一条小巷安静异常，两排民房几乎全部大门紧闭，只有一户的门内隐隐传出说话的声音。新金融记者尝试敲开这一户人家的大门，表明来意后，便被主人从后院带进了邻居黄进明的工作室中。
“你问拆迁吗？我就是从黑桥搬来的，刚到这里一个来月。”黄进明停下手里的工作，坐下来向新金融观察记者解释道：“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同情，或者喊冤的，对艺术家、或者说是城市中不重要的一类人来说，这再正常不过了。”来自洛阳，自称“外来者”的黄进明自落脚北京后已经换了三个地方，北皋到黑桥，再到现在的T3，每一次的理由都是拆迁，而黄进明还“乐观”地预测这绝不是终点，“T3早晚也会拆的，这是艺术家的宿命。”
之所以来到北京，是与北京现代画廊合作的结果，“那个时候偶然结识了乐评人、画廊主黄燎原，算是工作需要，我就来到北京了。我是典型的外来艺术家，因为没有央美、清华这样的高校做背书，也没有画院的头衔，没有‘背景’，所以北京的生活对我来说，除了那几个朋友，几乎没有关系。”正是因为“没关系”，黄进明才能坦然地面对辗转、搬迁。
对于创作来说，安静和偏僻反而是一件好事，但太过遥远又失去了“北漂”的意义，黄进明就有这样的尴尬。“我是做当代艺术的，但是洛阳几乎不接受当代艺术，我的作品在那里不仅没有观众，反而会受到非议，因为洛阳只相信牡丹。”支撑黄进明一次又一次搬迁却还未离开北京的原因，就是在他看来这里对当代艺术而言还算有点光明。
所以，一方面想要逃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妥协留下的矛盾，让每一个和黄进明一样的艺术家都和北京保持着一段暧昧的距离，就像刺猬抱团取暖，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从天安门到李桥镇，抑或是到宋庄那接近30公里的直线距离，是最新的“底线”。
而这个底线或许还将被继续刷新。
宋庄 圈内羞于提及的字眼
所以，如果还有的可选，黄进明宁愿离开北京，因为在他看来，飘荡在北京空气中的艺术气息，根本就变味了。
“昨天晚上我才刚刚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宋庄那边一部分艺术家为什么整天什么都不干，还能活得挺好。”黄进明告诉新金融观察记者，“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如今来到北京的100个艺术家里，有95个都和艺术没关系，不就是想出名想赚钱吗？宋庄有一部分所谓的艺术家就是这样，总想着不劳而获，尤其是近年来市场鼓吹艺术比其他劳动都要高级，并且容易发财，这简直就是荒谬。”
不仅仅是黄进明，宋庄的坏名声已经变成了圈内普遍存在的“偏见”。另外一位从黑桥出来的艺术家就直言：“宋庄名声不是很好，大家都不愿意去，好多艺术家有心理上的障碍，觉得那边太鱼龙混杂了。”
当某些艺术家见面不再问“吃了吗”而是变成“卖了吗”，迫切的欲望就已经在推搡着他们坠入“伪艺术”的深渊。而每一次艺术家们被水涨船高的租金从一个地方逼走之后，带走的是艺术本身，留下的只有浓郁的商业气息。宋庄，不过就是继798之后的再一次沦陷。
“艺术家把这块地炒热了、增值了，就很被动地、灰溜溜地走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发现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就是二房东问题。我们所有艺术从业者、艺术家是艺术产业园区真正的主体，但他们从来都不是真正的业主，一旦把这个园区的知名度做起来以后，其他的商业资本进来后，房东就会抬高艺术园区的房租价格，把艺术家名正言顺地赶跑。作为园区的投资者或者开发者来讲，商人肯定是逐利的，追求利益最大化，最后艺术家就变成很被动的一方。”从事文创园区多年的王立新这样说道。
就如798，慢慢从一个艺术家工作室的聚集地，转变为画廊美术馆聚集地，到最后挤进了众多餐饮、商店。这个名为“艺术”的旅游景点，正在一步步驱逐艺术本身。然而，798的繁荣，不正是代表了如今普通人对艺术的关注吗？
黄进明却有着自己的担忧：“如今的北京，看起来对艺术的关注度很高，包容度很广，但这些号称喜欢艺术的人群中，有多少是真正喜欢，而非靠艺术来标榜品味、附庸风雅的人？恐怕很少。况且即便在北京这个有些‘光明’的城市，对艺术种类的包容度也是很低的，在这里传统书画很受欢迎，但当代艺术依旧是弱势群体。”
于是，就有了如今这样颇具趣味的一幕，在城市郊区的乡村里，最传统、朴实的农民和最新潮、反叛的当代艺术家和谐共处，而两个群体对彼此的审视天差地别。黄进明认为艺术家和农民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普通老百姓，都靠劳动创造价值。
而那位李桥镇的电动三轮司机却告诉新金融观察记者：“艺术家和老百姓终归是两条道路，就算生活在一个地方，谁也影响不到谁。”
采访手记
被边缘化的又何止艺术
黄进明在得知采访意图之后不止一次地强调：“这就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只要是弱势群体，就一定会被这座城市边缘化，如果单单关心艺术家群体，其实是不公正的。你的劳动没比别人高级多少，为什么农民工就可以坦然接受而艺术家就不行，如果一味地把自己置身于别人之上就太愚蠢了。”
然而从整个交谈中可以听得出黄进明情感上的矛盾，一方面渴望艺术能够得到足够的尊重，另一方面又不断强调艺术与其他劳动没什么两样。或许是希望通过这种自我放低身段的态度来调整艺术家们的心态，毕竟愤怒解救不了艺术，“艺术家就好好创造价值，绝不能游离于人群之外去寻找价值，因为艺术的价值绝不是‘表现’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
事实上，当新金融观察记者决定调查艺术家在城市中的边缘化问题的时候，几乎身边所有的“北漂”朋友都在强调一个事实：“何止艺术家，所有人在北京都在被边缘化，只要你没钱。”
的确，这是城镇化发展到顶峰时不得不经历的阵痛。当所有人都怀抱理想对一个城市的机遇需求过剩时，地价似乎成为了唯一可供筛选的条件。“艺术家住到顺义区起码不用担心生活的压力，而我们这边有很多同事也住在顺义区，但工作在市中心，他们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加起来就有五六个小时。”一位金融行业的“北漂”如是说。
去年底，又一个艺术区败给了城市规划。因这次规划而中枪的，代表朝阳艺术区最后一个大型“乌托邦”的黑桥村艺术区终于也面临不得不拆迁的命运，而居住在这里的艺术家们，也再一次开始了他们的迁徙。
只不过艺术区，或者说艺术家们的迁徙方向十分无奈，永远在向“外”走，距离“北京”越来越远。显然好的地段要留给“金主”，乌托邦让位于地产、金融、商务等这些金灿灿的字眼才更为“有效”。
谁让艺术家普遍支付不起水涨船高的租金？
顺义区李桥镇正在改造的老厂房承接了一部分“无家可归”的艺术家们，新的“乌托邦”预计在今年夏天完工。如果说乘地铁需要一个多小时，距离市中心十几公里的798艺术区都不能算近的话，那么即将建成的李桥壹号艺术区就绝非一个“远”字能概括了，但谁让这里的租金更便宜，每天每平方米7毛多至1块多的价格让大部分“贫困”的青年艺术家也能负担得起。
下了火车，记者计算着时间，从北京南站辗转来到了李桥镇。从上午十点半，到下午一点半，历经一次地铁换乘和一次公交换乘。
由于不知道艺术区的具体位置，记者只能先坐公交车到李桥村的村口，下车之后再询问摸索。幸运的是，在求助于车站一位“等活”的电动三轮车司机后，问题得到了解决。“艺术区我不懂，你是找画画的人吧？我知道他们在哪，年前就陆续搬过来了，现在还在装修房子呢。”司机是一位年龄稍长的当地村民，对镇上的“新鲜事”了如指掌，甚至还热心地帮助新金融观察记者联系厂区的负责人，“我认识他们那的头儿，老孟天天坐我的车上下班。”司机口中的老孟是目前李桥壹号艺术区的负责人，由于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于厂区和市里，老孟就成了司机的固定客人。于是，新金融观察记者通过司机给的电话联系上了负责人孟先生，遗憾的是后者回绝了采访要求，并称“讨论之后再联系你”。截至记者发稿时，该负责人始终没有接受新金融观察记者的采访。
电动三轮车载着记者来到了李桥壹号艺术区的门口，紧闭的大门宣告着对外来人的不欢迎，几番“扒望”之后，也只能无奈离开。
据司机介绍，“他们”租下了两个旧家具厂，每个占地1000㎡左右，年前就搬过来，修建至今。
追逐 30公里的安全距离
遥远的新艺术区由于尚未施工完毕而羞于揭开面纱，新金融观察记者也只好放弃此地，寻找下一个目标——T3艺术区。黑桥村解散之后，一部分人选择了将这里当做落脚地，画家黄进明就是其中之一。
相比李桥艺术区的神秘，T3艺术区在地图上就显得大方多了，然而明确的位置显示也给记者带来了小小的麻烦。没有想象中的大门和招牌，一架几乎已经损毁的广告牌低调地藏于路边树后，广告牌上醒目的“A艺术中心”几个大字让记者疑惑是否找对了地方。因为除了名字的“违和”以外，区内的环境也和798那样的热闹完全没法相比。
初夏的午后虽不炎热，却也有挡不住的大太阳，园区内仅有的一条小巷安静异常，两排民房几乎全部大门紧闭，只有一户的门内隐隐传出说话的声音。新金融记者尝试敲开这一户人家的大门，表明来意后，便被主人从后院带进了邻居黄进明的工作室中。
“你问拆迁吗？我就是从黑桥搬来的，刚到这里一个来月。”黄进明停下手里的工作，坐下来向新金融观察记者解释道：“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同情，或者喊冤的，对艺术家、或者说是城市中不重要的一类人来说，这再正常不过了。”来自洛阳，自称“外来者”的黄进明自落脚北京后已经换了三个地方，北皋到黑桥，再到现在的T3，每一次的理由都是拆迁，而黄进明还“乐观”地预测这绝不是终点，“T3早晚也会拆的，这是艺术家的宿命。”
之所以来到北京，是与北京现代画廊合作的结果，“那个时候偶然结识了乐评人、画廊主黄燎原，算是工作需要，我就来到北京了。我是典型的外来艺术家，因为没有央美、清华这样的高校做背书，也没有画院的头衔，没有‘背景’，所以北京的生活对我来说，除了那几个朋友，几乎没有关系。”正是因为“没关系”，黄进明才能坦然地面对辗转、搬迁。
对于创作来说，安静和偏僻反而是一件好事，但太过遥远又失去了“北漂”的意义，黄进明就有这样的尴尬。“我是做当代艺术的，但是洛阳几乎不接受当代艺术，我的作品在那里不仅没有观众，反而会受到非议，因为洛阳只相信牡丹。”支撑黄进明一次又一次搬迁却还未离开北京的原因，就是在他看来这里对当代艺术而言还算有点光明。
所以，一方面想要逃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妥协留下的矛盾，让每一个和黄进明一样的艺术家都和北京保持着一段暧昧的距离，就像刺猬抱团取暖，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从天安门到李桥镇，抑或是到宋庄那接近30公里的直线距离，是最新的“底线”。
而这个底线或许还将被继续刷新。
宋庄 圈内羞于提及的字眼
所以，如果还有的可选，黄进明宁愿离开北京，因为在他看来，飘荡在北京空气中的艺术气息，根本就变味了。
“昨天晚上我才刚刚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宋庄那边一部分艺术家为什么整天什么都不干，还能活得挺好。”黄进明告诉新金融观察记者，“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如今来到北京的100个艺术家里，有95个都和艺术没关系，不就是想出名想赚钱吗？宋庄有一部分所谓的艺术家就是这样，总想着不劳而获，尤其是近年来市场鼓吹艺术比其他劳动都要高级，并且容易发财，这简直就是荒谬。”
不仅仅是黄进明，宋庄的坏名声已经变成了圈内普遍存在的“偏见”。另外一位从黑桥出来的艺术家就直言：“宋庄名声不是很好，大家都不愿意去，好多艺术家有心理上的障碍，觉得那边太鱼龙混杂了。”
当某些艺术家见面不再问“吃了吗”而是变成“卖了吗”，迫切的欲望就已经在推搡着他们坠入“伪艺术”的深渊。而每一次艺术家们被水涨船高的租金从一个地方逼走之后，带走的是艺术本身，留下的只有浓郁的商业气息。宋庄，不过就是继798之后的再一次沦陷。
“艺术家把这块地炒热了、增值了，就很被动地、灰溜溜地走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发现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就是二房东问题。我们所有艺术从业者、艺术家是艺术产业园区真正的主体，但他们从来都不是真正的业主，一旦把这个园区的知名度做起来以后，其他的商业资本进来后，房东就会抬高艺术园区的房租价格，把艺术家名正言顺地赶跑。作为园区的投资者或者开发者来讲，商人肯定是逐利的，追求利益最大化，最后艺术家就变成很被动的一方。”从事文创园区多年的王立新这样说道。
就如798，慢慢从一个艺术家工作室的聚集地，转变为画廊美术馆聚集地，到最后挤进了众多餐饮、商店。这个名为“艺术”的旅游景点，正在一步步驱逐艺术本身。然而，798的繁荣，不正是代表了如今普通人对艺术的关注吗？
黄进明却有着自己的担忧：“如今的北京，看起来对艺术的关注度很高，包容度很广，但这些号称喜欢艺术的人群中，有多少是真正喜欢，而非靠艺术来标榜品味、附庸风雅的人？恐怕很少。况且即便在北京这个有些‘光明’的城市，对艺术种类的包容度也是很低的，在这里传统书画很受欢迎，但当代艺术依旧是弱势群体。”
于是，就有了如今这样颇具趣味的一幕，在城市郊区的乡村里，最传统、朴实的农民和最新潮、反叛的当代艺术家和谐共处，而两个群体对彼此的审视天差地别。黄进明认为艺术家和农民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普通老百姓，都靠劳动创造价值。
而那位李桥镇的电动三轮司机却告诉新金融观察记者：“艺术家和老百姓终归是两条道路，就算生活在一个地方，谁也影响不到谁。”
采访手记
被边缘化的又何止艺术
黄进明在得知采访意图之后不止一次地强调：“这就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只要是弱势群体，就一定会被这座城市边缘化，如果单单关心艺术家群体，其实是不公正的。你的劳动没比别人高级多少，为什么农民工就可以坦然接受而艺术家就不行，如果一味地把自己置身于别人之上就太愚蠢了。”
然而从整个交谈中可以听得出黄进明情感上的矛盾，一方面渴望艺术能够得到足够的尊重，另一方面又不断强调艺术与其他劳动没什么两样。或许是希望通过这种自我放低身段的态度来调整艺术家们的心态，毕竟愤怒解救不了艺术，“艺术家就好好创造价值，绝不能游离于人群之外去寻找价值，因为艺术的价值绝不是‘表现’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
事实上，当新金融观察记者决定调查艺术家在城市中的边缘化问题的时候，几乎身边所有的“北漂”朋友都在强调一个事实：“何止艺术家，所有人在北京都在被边缘化，只要你没钱。”
的确，这是城镇化发展到顶峰时不得不经历的阵痛。当所有人都怀抱理想对一个城市的机遇需求过剩时，地价似乎成为了唯一可供筛选的条件。“艺术家住到顺义区起码不用担心生活的压力，而我们这边有很多同事也住在顺义区，但工作在市中心，他们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加起来就有五六个小时。”一位金融行业的“北漂”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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