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上，自由形成的市场利率最为重要。任何人为的扭曲都不足取。任何央行都应维护这种利率机制。
近年来，为了刺激经济，一些发达国家实行负利率。负利率是指，把钱放在央行的银行将被央行收费。央行借助负利率鼓励银行借贷放款，从而向实体经济注入更多资金，以期达到刺激经济活动的目的。
比如，2014年6月，欧洲中央银行成为第一家宣布对商业银行计征负利率的主要央行。其后数家欧洲国家央行也相继仿效。而日本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于2016年1月29日也宣布降息至负0.1%。
宣布负利率之前，日本银行一直把关键利率压在接近零的水平。这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谓“安倍经济学”的关键武器之一：安倍政府寄望借助低利率甚至负利率降低企业和家庭的储蓄意愿，增加消费、贷款或投资意愿。但是，这并没有成功。
这些由央行直接规定负利率的国家，其经济不景气，很大程度上是其税负高、劳动力市场刚性化、福利国家化严重的结果。这些问题影响企业家的信心和投资积极性，鼓励“养懒人”，怂恿人们依赖再分配生活，容易导致个人责任心丧失和人格完整性受损，最终也导致了经济不景气。
这种办法连“治标不治本”都算不上，甚至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算不上，差不多属于“头痛医脚”、“脚痛医头”。当然，日本的福利国家化并不是安倍的问题，他的政策是严格限制福利国家的进一步膨胀。
还有一种“负利率”则是政府推行通货膨胀政策造成的。当通货膨胀率高于存款利率时，储户所享受利率实际上为负，他们事实上需要为其存款付费，只不过不是支付给银行，而是以“通货膨胀税”的形式支付给了政府。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负利率。中国2016年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5%，通货膨胀率大约至少为1.8%。存户的存款利率实际上就是负利率。
如果政府蓄意通过推行通货膨胀政策来推行负利率，那也是错误的。存户应该为其储蓄享受正的、至少为零的实际利率。存户在银行储蓄，银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两者均为经济增长作贡献。银行为存户的储蓄提供一定的利息支付，从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贷款中获得更高的利息回报，这样就维持了金融市场各个环节的正向激励。
最优的情形是，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均通过自由竞争的金融市场。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过程没有被扭曲，金融资源倾向于朝着回报率最高的方向配置。
笔者认为，负利率论者是错误的凯恩斯主义“消费不足”理论的俘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知识贵族”哈耶克认为，“消费不足”理论错误地认为支出自己的全部收入者，要比积累自己的财产、只服务于自己利益者，对社会共同体的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哈耶克指出，事实上放弃一种可能的当前消费是一切资本形成的前提，而且不消费所获收入一般不意味着根本就不会支出这些收入，而只是意味着，将为生产性目的而支出这些收入。
哈耶克支持“自愿性储蓄”，认为应该做些必要的事情，以使这些储蓄真正转变为生产性投资。他反对政府的征税或者通货膨胀政策就能导致的“强制性储蓄”。政府利用“强制性储蓄”进行投资，实际上可能只是用于非生产性支出，不直接导致消费品生产的增长。 哈耶克批评了凯恩斯著名的花钱挖坑例子：先挖坑，再填坑，而投资在这一意义上根本与生产性支出和资本形成无关。
与负利率政策犯有类似谬误的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所谓“金融约束”理论。该理论主张压低存款利率，同时相应压低贷款利率，这样银行保持一定的存贷差，同时实体经济能够享受较低的贷款利率，由此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看上去这一套设想很美妙，但实际上会带来巨大的问题。最好的利率仍然是市场利率，它能够引导资金资源朝着回报率最高的方向配置。贷款利率一旦人为压低，就会导致资金资源被错误配置到一些低效率的地方，扭曲市场过程，不利于长远的经济发展。
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是国有银行主导、国有企业林立的国家，国有银行严重依赖中央银行保障的存贷差，人为压低的信贷利率的最大受益者是国有企业，因为它们更容易拿到贷款，这就更容易形成“国进民退”的局面。同时，存户的利益受到损失，其实质就是对个人产权的侵犯和剥夺。
总之，金融市场上，自由形成的市场利率最为重要。任何人为的扭曲都不足取。不维护这种利率机制的中央银行，就是最为失灵的中央银行。
近年来，为了刺激经济，一些发达国家实行负利率。负利率是指，把钱放在央行的银行将被央行收费。央行借助负利率鼓励银行借贷放款，从而向实体经济注入更多资金，以期达到刺激经济活动的目的。
比如，2014年6月，欧洲中央银行成为第一家宣布对商业银行计征负利率的主要央行。其后数家欧洲国家央行也相继仿效。而日本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于2016年1月29日也宣布降息至负0.1%。
宣布负利率之前，日本银行一直把关键利率压在接近零的水平。这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谓“安倍经济学”的关键武器之一：安倍政府寄望借助低利率甚至负利率降低企业和家庭的储蓄意愿，增加消费、贷款或投资意愿。但是，这并没有成功。
这些由央行直接规定负利率的国家，其经济不景气，很大程度上是其税负高、劳动力市场刚性化、福利国家化严重的结果。这些问题影响企业家的信心和投资积极性，鼓励“养懒人”，怂恿人们依赖再分配生活，容易导致个人责任心丧失和人格完整性受损，最终也导致了经济不景气。
这种办法连“治标不治本”都算不上，甚至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算不上，差不多属于“头痛医脚”、“脚痛医头”。当然，日本的福利国家化并不是安倍的问题，他的政策是严格限制福利国家的进一步膨胀。
还有一种“负利率”则是政府推行通货膨胀政策造成的。当通货膨胀率高于存款利率时，储户所享受利率实际上为负，他们事实上需要为其存款付费，只不过不是支付给银行，而是以“通货膨胀税”的形式支付给了政府。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负利率。中国2016年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5%，通货膨胀率大约至少为1.8%。存户的存款利率实际上就是负利率。
如果政府蓄意通过推行通货膨胀政策来推行负利率，那也是错误的。存户应该为其储蓄享受正的、至少为零的实际利率。存户在银行储蓄，银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两者均为经济增长作贡献。银行为存户的储蓄提供一定的利息支付，从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贷款中获得更高的利息回报，这样就维持了金融市场各个环节的正向激励。
最优的情形是，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均通过自由竞争的金融市场。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过程没有被扭曲，金融资源倾向于朝着回报率最高的方向配置。
笔者认为，负利率论者是错误的凯恩斯主义“消费不足”理论的俘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知识贵族”哈耶克认为，“消费不足”理论错误地认为支出自己的全部收入者，要比积累自己的财产、只服务于自己利益者，对社会共同体的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哈耶克指出，事实上放弃一种可能的当前消费是一切资本形成的前提，而且不消费所获收入一般不意味着根本就不会支出这些收入，而只是意味着，将为生产性目的而支出这些收入。
哈耶克支持“自愿性储蓄”，认为应该做些必要的事情，以使这些储蓄真正转变为生产性投资。他反对政府的征税或者通货膨胀政策就能导致的“强制性储蓄”。政府利用“强制性储蓄”进行投资，实际上可能只是用于非生产性支出，不直接导致消费品生产的增长。 哈耶克批评了凯恩斯著名的花钱挖坑例子：先挖坑，再填坑，而投资在这一意义上根本与生产性支出和资本形成无关。
与负利率政策犯有类似谬误的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所谓“金融约束”理论。该理论主张压低存款利率，同时相应压低贷款利率，这样银行保持一定的存贷差，同时实体经济能够享受较低的贷款利率，由此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看上去这一套设想很美妙，但实际上会带来巨大的问题。最好的利率仍然是市场利率，它能够引导资金资源朝着回报率最高的方向配置。贷款利率一旦人为压低，就会导致资金资源被错误配置到一些低效率的地方，扭曲市场过程，不利于长远的经济发展。
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是国有银行主导、国有企业林立的国家，国有银行严重依赖中央银行保障的存贷差，人为压低的信贷利率的最大受益者是国有企业，因为它们更容易拿到贷款，这就更容易形成“国进民退”的局面。同时，存户的利益受到损失，其实质就是对个人产权的侵犯和剥夺。
总之，金融市场上，自由形成的市场利率最为重要。任何人为的扭曲都不足取。不维护这种利率机制的中央银行，就是最为失灵的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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