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我国有必要加快学前教育立法的进程

　　应加快《学前教育法》立法，明确政府对学前教育，包括0-3岁幼托的兜底责任，完善监管措施。

　　针对上海某亲子园涉嫌虐待幼儿事件，上海市长宁公安分局9日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警方控制了4名工作人员，其中3人因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已将虐待被监护人罪入刑，因此，这几名涉嫌虐待幼童的当事人，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是，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应不止于此。对于这一事件暴露的幼儿托育乱象，我国政府应该加快《学前教育法》立法，明确政府对学前教育，包括0-3岁幼托的兜底责任，并制订社会力量举办学前教育机构的行业准入标准，完善监管措施。

　　事实上，除了3到6岁学前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的短板外，0-3岁幼托教育，更面临巨大的供需矛盾。据上海市妇联2017年初的调查，88%的上海户籍家庭需要托育服务，2周岁是这些家庭普遍认为的合适托育年龄，上海有超过10万的2岁儿童需要托育服务，而上海市集办系统与民办系统合计招收幼儿数仅为1.4万名。全国范围看，有托幼需求的孩子高达3000万。

　　并且，我国各地现存的托幼机构，除少数有合法经营资质之外，大量处于无照经营状况，质量良莠不齐，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根据上海市妇联的调查，截至2017年初，上海存在的托育服务模式，包括集办托儿所、自负盈亏的公助民办非企业、公办早教指导中心、民办幼儿园的托班、企业自办托育机构、私立进修培训机构和早教中心、家庭式托育点。其中，前三种由政府财政托底或政府场地租用支持，属于合法运营托管服务，而其他的都存在不合规的问题。

　　从发达国家举办学前教育的经验看，大多是将0到6岁托幼、学前教育作为一个体系，由政府部门加强投入，建普惠幼儿园和公共托管中心，满足居民的基本需求。在此基础上，鼓励社会资金举办托幼机构、幼儿园，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由工商部门或教育部门监管。

　　我国也有必要借鉴此类做法，明确政府对托幼教育的投入、保障责任，建立行业标准并完善监管体系。从现实出发，要针对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尤其是托幼教育投入积极性不强，学前教育师资缺口巨大、幼儿园办园机制不明确、学前教育的监管与评价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制订《学前教育法》。

　　近年来的两会上，一直有人大代表提出要出台《学前教育法》，而2016年年初，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还曾对此专门做出回应称，教育部已完成学前教育法专家建议稿,拟在梳理总结国内地方立法成果和研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提出法律草案。

　　十九大报告首度提出“幼有所育”，并将其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一个重要方面提出了新要求，面对学前教育中的诸多现实问题，我国有必要加快学前教育立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