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实：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亟需加强金融监管协调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2017年，在金融危机十年之际，全球金融风险取代复苏风险，再度成为全球经济的首要挑战。面对这一变局，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做出积极应对，将金融安全从技术层面上升至治国理政的战略层面，确立了“金融稳、经济稳；金融强、经济强”的发展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依靠监管框架的适时调整，也需要基础工具的锐意革新。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提出，当务之急是建立“超级资产负债表”，以全视角、全覆盖、全口径的方式反映金融业运行状况和风险实质。基于国家金融安全视角，我们认为，这一前瞻性变革直击金融乱象的症结，有望以工具创新推动监管革新，进而对中国金融稳定发挥多维度的支持作用。

　　第一，为宏观审慎监管夯实微观基础。本轮危机连绵十载至今，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已成为中国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中之重。2016年，央行正式确立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并进一步增强了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端的监管。与之相匹配，金融业的微观审慎评估亦需要主动升级，为宏观审慎框架提供微观数据支持，提升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协同效应。

　　遵循这一发展方向，金融业“超级资产负债表”的构建有望实现双重突破。横向来看，MPA体系仅覆盖了银行系统，而“超级资产负债表”将监管范围由表内扩展至表外，由银行扩展至非银金融机构，进一步消除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盲点。

　　纵向来看，通过强化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关系的综合统计，有助于形成对金融交易和资金往来的全流程监控，理清底层资产、业务本质和风险实质，进而优化穿透式监管的实际效力。

　　第二，为主动防御风险提供政策工具。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近年来，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加速推进，新型风险在资产管理市场不断积累。

　　一方面，资产透明度下降。由于资金链条拉长、嵌套层级增加，金融产品结构日趋复杂，底层资产难以穿透，不仅为不当关联交易提供了空间，更大幅增加对资金流向、资产规模、杠杆水平的监管难度，极易导致全局性风险误判。

　　另一方面，风险交叉性增强。大量的交叉性金融产品呈现跨市场、跨行业特征。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将产生多类型的风险，冲击多市场的金融机构，进而诱发系统性风险。这些特征赋予金融风险更高的隐蔽性和传染性，对国家金融安全形成新的威胁。针对这一重点领域风险，“超级资产负债表”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以实际权责为依据，将通过资管产品“出表”的项目重新纳入表内。这将对多层嵌套、功能异化、杠杆过度等金融乱象进行穿透识别，助力资管市场风险的主动防范和及时化解。

　　第三，为金融监管协调构建信息通道。近年来，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蓬勃发展，与传统分业监管、机构监管产生内在矛盾，形成了监管空白、监管重叠和监管套利，是引致当前诸多金融乱象的根源之一。

　　因此，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亟需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近期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设立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方向。而作为金融监管协调的物质基础，监管信息互通渠道的完善正当其时，也是“超级资产负债表”的职能所在。

　　首先，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监管扩展，能够实现对金融业务的统一会计核算、统一信息共享，为“一行三会”的穿透式监管提供信息交汇的载体，进而打破监管信息的部门隔阂，优化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的数据基础。其次，金融业综合统计的统筹与共享，能够推进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的统筹监管，加速对同一业务的监管决策协调和监管标准统一，以填补监管漏洞、消除监管套利。

　　第四，为防范外部冲击打造预警系统。今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金融危机外溢性突显，国际金融风险点仍然不少”。在这一外部环境下，着眼于境外资产负债两端，中国金融业正在双向承压。

　　其一，随着全球经济步入乱纪元，经济金融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相互激化，黑天鹅风险和灰犀牛风险共生叠加，美欧等主要经济体的政策不确定性居高不下，长期威胁着中资金融机构的境外资产安全。

　　其二，由于全球利益博弈不断加剧，针对中国经济和中资金融机构的评级偏误和刻板偏见持续高涨，亦会频繁冲击境外负债。因此，中国金融业的境外资产和负债项目，已成为外部冲击向国内传递的潜在渠道，亟需通过“超级资产负债表”纳入动态监管体系。基于此，监管部门能够建立风险在线监测，不仅有利于尽早预警和处置外部冲击，亦能稳定发挥金融业对“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经济“走出去”的引领作用。

　　第五，为金融改革深化进行制度护航。根据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深化金融改革是促进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的根本动力，深化金融改革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共同构成了金融工作的核心任务。

　　因此，以国家金融安全为导向的监管创新，不应局限于防范系统性风险，还需兼顾推动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对于这一目标，“超级资产负债表”的改革将提供两方面的制度支持。

　　一方面，中国金融改革清单明确，而改革次序更为重要。通过对金融业运行状况构建全视角、全覆盖、全口径的监测体系，能够最优化改革次序与时机的选择，最小化改革的机会成本，以金融效率的跃升撬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进而以经济长周期复苏从根本上巩固金融安全。另一方面，中国金融创新活力充沛，但扩张无序而良莠不齐。基于资产负债表的穿透监管和监管协调，能够减少由监管套利驱动的“伪创新”，引导资源向服务实体经济的“真创新”流动，进而压缩金融空转并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展望未来，构建“超级资产负债表”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涉及会计、统计、征信等领域的实践创新，又需要监管部门对市场进行观念引导。因此，在久久为功的过程中，四项技术性要点值得重视。

　　第一，充分发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先导作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风险层面居于枢纽地位，在业务层面具有辐射效应。“超级资产负债表”的变革，需要在此类机构进行重点突破和率先实践，以此加快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并推动变革向全业务链、全市场的传递。
　　　　
　　第二，准确把控监管改革的节奏和步序。资产负债表的监管拓展难以一蹴而就，应以现实风险问题为导向，以金融业务逻辑为脉络，按照重要性高低逐步增加表内项目。例如，针对现阶段国情，与资管产品、同业业务和境外投融资相关的项目应当优先入表。

　　第三，推广使用大数据监管技术。拓展后的资产负债表项目复杂、体量庞大，需要灵活运用大数据技术，在海量数据中挖掘逻辑关联，识别风险盲点和不当行为。并且，以此为切入点，逐步联通各监管部门的数据存量，打造共建共享的监管信息平台，提高监管协调的执行效率。

　　第四，强化金融业“超级资产负债表”与中央、地方资产负债表的联系。随着供给侧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此举有助于把握流动性风险的区域和结构分布，协调不同部门的“去杠杆”节奏，从而避免地方债务风险与金融市场风险的共振，阻断“债务-通缩”负向循环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