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清：“一带一路” 孕育“新工业革命”

　　“G20汉堡峰会”8日结束。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旨演讲中倡导要共同为世界经济增长发掘新动力，在数字经济和新工业革命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产品。笔者注意到这是习近平主席继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又一次提及“新工业革命”。
　　

　　“千年大计”的追问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当天上午，笔者在人民网财经栏目的“丝路解读”中，即发表了题为《“一带一路”，孕育“新工业革命”》。笔者以为，18世纪中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即蒸汽时代)，是以纺织业为起点，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而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美国为中心，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电气时代，围绕重化工业这一核心，至20世纪初，美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以信息技术开启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从三次工业革命的时间上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更迭的速度在加快。工业革命从蒸汽车到电气时代经历了120年，而从电气时代到信息时代，期间仅为80年。从中国目前所处的新技术革命态势看，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等新技术、新业态支撑的“颠覆性创新”隐约可见。

　　“G20汉堡峰会”上中国在“联通”主题下提出深化“G20杭州峰会”精神，以及包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5大类，共76大项、270多项成果。中国所倡导的“共享经济”和“人文经济”的“中国方案”已成全球治理的“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或将开启全球意义上的“新工业革命”。

　　“新工业革命”，笔者理解它不同于我们常说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或是“工业4.0”，它是一场以共商、共建、共享“共享经济”和人文、民心相通的“人文经济”作为主旨的由信息化、新能源、新材料、新科技、新商业模式等的产业变革的具有划时代的“分流节点”。

　　笔者5月10日受邀考察雄安新区。雄安新区被称之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如何理解的“千年大计”？笔者以为，中国曾是世界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5000年的历史进程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而近代以来中国走向衰退，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过去世界经济的“分流节点”选择了欧美，这次或已开启的“新工业革命”，雄安新区践行着国家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正创造出千年复兴的中国梦想。
　　

　　袁清与两家央企负责人考察雄安新区中石化新星公司项目现场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千年大计”是“时空坐标”视角下的国家经济动能的转换，它乃是一种像以上《道德经》所说的“有”和“无”的哲学思考。哲学不是告诉你有形的东西，而是告诉你无形的东西，涵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人文素质等。哲学无实用，实用非哲学。但是，哲学有大用，就是所谓的无用之用。当然有、无是相生的，有、无也是相对的，两者互渗互融。

　　破“李约瑟之问”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说：“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胜过欧洲人，那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这便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

　　回答“李约瑟之问”，我们必须看到，前工业社会的国家经济，大多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为主，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基本生产要素是能否成为领先者的决定性条件。而开掘于春秋，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的京杭大运河，使其中国土地要素优势得天独厚。而15世纪中国人口就拥有1.3亿人左右。

　　“李约瑟之问”或道出了近代中国科技、社会的镜像。“李约瑟之问”至少给了我们的工业发展一个启示：工业的发展或面临多次数、全方位的路径选择，及多维度、全要素的生产关系的协调。

　　世界经济有过两次分流，第一次分流，世界选择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他们赢得了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信息经济时代的“节点”，欧美国家有了标准权、话语权，甚至思想权，形成了今天看来的“传统工业革命”；而第二次分流，这个“节点”或在中国已启的“新工业革命”后。
　　

　　“李约瑟之问”的隐喻是科学革命的发展，应该有之匹配的新的发展要素。这次“G20汉堡峰会”上中国所提的“数字经济”和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产品或正是“新工业革命”的新发展要素。所谓的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李嘉图的“绝对比较优势”或俄林的“资源禀赋优势”，都会被新模式、新业态打破。或与“李约瑟之问”一脉相承。

　　“新工业革命”，将是全新的经济形态，带来的是新产品、新服务、新商业模式。也必然会创造包括企业竞争的新业态。具体到企业的运营中，是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到企业战略和组织的核心，充分利用云计算、数据分析和客户关系管理等技术，对企业的研发、设计、制造、运营、服务、供应链管理等各个环节进行转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驱动发展。

　　日前笔者参加“中国新供给50人论坛”，论坛中笔者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观察，某一经济体的发展一般要经历“马尔萨斯均衡”，经济赶超(产业革命)、卡尔多典型事实下的经济增长(新古典增长)、新经济分叉(内生经济增长)等不同阶段。

　　迄今为止，关于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已有许多，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国际比较参照系之下的中低收入发展阶段。且经济发展又已进入“深入区”，诚如“帕累托改进”一样，“只有人受益，没有人受损”的改革基本没有了。“新工业革命”需要中国，中国同样更需要“新工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