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汽车市场增速明显放缓背景下审视此问题,汽车产能的结构性过剩已不容回避,汽车业未来很可能面临产能绝对过剩的风险。
汽车产能结构性问题显现
据披露,2015年,占我国汽车产量98%的37家主要汽车企业形成整车产能3122万辆。其中乘用车产能2575万辆,产能利用率为81%;商用车产能547万辆,产能利用率仅为52%。
“这意味着我国汽车产能结构性问题已经显现,需引起相关方注意。特别是产能利用不充分的商用车领域,不宜盲目增加产能投资。”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技术情报研究所总工程师黄永和介绍。
翻看车企的“十三五”规划,六大车企集团对2020年销量目标的制定虽相对理性,但相较2015年的实际销量仍有“蛇吞象”之意。如北汽去年销售248万辆,2020年产能将增至450万辆,未来5年须保持12.6%的年均增速;根据一汽和东风各自的产能规划,未来5年也须分别维持8.1%、7.7%的年均销量增长率。再加上不断上马的新能源汽车项目,有关机构预测2020年我国汽车产能将达5000万辆。
与此同时,行业机构和车企对“十三五”车市增速的预测却在4%—5%之间,用一汽集团规划部部长傅斌风的话说,“2020年全国3000万辆的产销基本可以保证”。这样未来几年必然出现产能过剩隐忧。对此,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付于武直言:“汽车业要未雨绸缪,避免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
破除机制掣肘化解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造成的后果显而易见,我国汽车业有必要及早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风险。
在付于武看来,解决产能过剩,需市场机制倒逼企业进行产能、产品和技术的调整。车企要实施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淘汰一批落后产能。产品和技术方面,企业应着力提升产品品质,积极拓展市场需求。
“汽车企业在产能建设上要合理规划,滚动生产。如新工厂可以分期建设,不要一步到位;按需求合理安排生产班次,适当调整生产节拍;对旧的生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有效利用产能。”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政研中心主任吴松泉建议。
需要指出的是,产能过剩还具有明显的体制机制特征。由于我国汽车准入制度不尽完善,退出机制长期缺位,导致很多没有生产能力,多年来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的“僵尸企业”长期存在。付于武表示:“政府应放宽对车企生产、投资、建厂的准入限制,同时完善安全、节能、环保、技术等法规和标准,对达不到要求的车企依法退出。”
企业的扩产和项目的频繁上马,亦不乏地方过分追求GDP增长和不合理保护的因素。汽车业产业链长、带动性强,各地都把大规模发展汽车业作为发展经济的重点。“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或给予优惠或施加压力,加剧了企业的无序投资,各地汽车产能被盲目抬高。化解产能过剩,一定要严控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吴松泉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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