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没有这样的独角兽?似乎有。除了已经倒下的PPG、凡客等,当下风头正劲的京东、美团、滴滴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经营风险。当京东在刚过去的“6·18电商节”遭到“出乎意料”的冷遇时,我们能直观地感受到,靠持续烧钱换来的消费者既不忠诚于平台,也不忠诚于模式,仅仅忠诚于价格;一旦停止烧钱便无法持续。
当媒体不断用一个又一个看起来前景无限的创业项目轰炸大众视野时,我们有必要免疫:任何一个被媒体大肆报道却没有经过时间检验的明星项目或明星企业,都不能被排除是别有用心的包装。实际上,与忽悠、估值、套现相比,在这种新闻当中,真正的创新和创造始终都处于次要地位。举个例子,一度被誉为“女版乔布斯”的伊丽莎白·霍尔姆斯曾是“美国健康服务领域最耀眼的明星”,她和她的初创公司Theranos估值曾高达90亿美元,并曾传出首次公开募股的消息,却在遭到美国临床实验室监管机构处罚后迅速跌落神坛。还有国内声名狼藉的易租宝,也同样曾被多家知名媒体捧为网贷领域的创业翘楚。
谁该为这些初创企业的泡沫化负责?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企业本身去反向思考。摩托罗拉曾经引领人类通信产业长达数十年,独创对讲机、寻呼机、手机、铱星电话……就是这样一个比当下所有独角兽都要强大数倍的创新巨人,却倒在以卡尔·伊坎为代表的资本猎手枪口之下。事后,伊坎在耶鲁的演讲中,他甚至无法将自己所谓“发现的企业弊病”阐述一二。在现实世界里,资本可以存在各种各样的角色,只有一种不会变:食利。围绕着这个核心目的,资本既然可以搞垮真正的创新企业,包装一个个虚假的创新企业又有何惧?毕竟,它们都可以卖个好价钱!
如果将亚马逊开创的“亏损-投资-估值(往复循环)”视为独角兽们的共有模式,我们不难发现,独角兽们出生和成长的年代开始于冷战结束之后的那几年。为什么选择后冷战时期?因为在冷战对抗时期,发展高科技和经济,展开军备、航空航天乃至外太空的竞争,且赢得对抗的胜利,一直都是美国人的希望所寄。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当曾经的希望一夜之间变成现实后,新的希望该寄托在哪里呢?人们亟须有新的目标,去滋养自己的希望之树。还好军备竞赛培育了一个副产品:互联网。而互联网上层出不穷的各种细分领域,有条件滋生出一个个的新概念,它们的诞生,刚好可以填补希望的空缺,承载希望的寄托。那种对希望的渴求和对创新的崇拜,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追逐的诱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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