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房地产税对建设现代财政制度至关重要

　　现代财政制度服务于全局,服务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离不开直接税建设的,而中国的直接税制度建设中很关键的就是房地产税。房地产税已经讨论很多年,但是回顾中央这么多年来历次正式发出的文件,可以发现,对房地产税改革的方向是肯定的。而且在经过了多年的物业税的试点之后,又有上海、重庆两地当时称为房产税(其实就是消费住房的保有环节上税收要从无到有)的改革。这一制度建设在两地试点之后,我们在十八大给出顶层规划性质的非常重要的文件里面,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导意见,就是“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面改革推进过程中,关于房地产税的看法仍是大相径庭。如果按照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笔者认为应有一套在逻辑上贯通的关于房地产税改革的认识。现在要搞市场经济,建设现代国家,必须要建设现代财政制度,而现代财政制度服务于全局,服务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离不开直接税制度建设的,进而要说,中国的直接税制度建设中很关键的就是房地产税。

　　中央不仅提出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而且还要“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直接税主要可以从哪些操作点入手来提高它的比重?现在能够考虑的,一是房地产税,二是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在住房保有环节是从无到有,个人所得税总体来说是要全面设计,它的低端,无非是要在今后更细致的立法过程中明确自动续期所应该遵循的操作细节,这样可以稳定社会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从追赶到赶超,必须守正而出奇。笔者前面所说的美国经验,带有共性规律成分的,必须在认同这种市场经济规律之后走制度建设的正道,这就是所谓“守正”——不可能又搞市场经济,又否定市场经济存在共性规律,必须认识、适应、尊重和敬畏市场规律,建设和市场经济匹配的长效调节机制。而“出奇”则是对中国更直接的挑战和考验,因为我们不可能简单照搬别国经验,就走出一条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必须认识到、解决好在特定的国情、特定的发展阶段、特定的一些渐进改革路径约束情况下,怎么将现代化之路走通,让社会各方接受房地产税改革。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不能照搬美国的房地产税普遍征收模式。必须找到在立法时,社会可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形成社会可接受的制度设计,这就是所谓“出奇”,就是要适合中国国情。这样的改革才能够支撑继续成功地从追赶到赶超,来实现我们的现代化。

　　笔者认为对于房地产税的积极探讨,是要在立法过程中鼓励大家各抒己见,力求凝聚基本共识而实质性地往前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如果按照现在人大有关方面的回应,房地产税立法已经进入一类立法,也就是在去年下半年明确提出进入立法规划以后,它是排在“第一阵营”的。怎么样处理必须要有的“第一单位扣除”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框架是清楚的,我们有不动产登记制度形成的信息支撑,所有的不动产信息可“一网打尽”,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可以把所有应该纳税的不动产包括消费住房普遍覆盖之后,按照不动产登记信息的依据,依法做第一单位扣除,是第一套房也好,是人均多少平米也好,先征后返,或者叫先记录在案然后结算。

　　在这样一种守正出奇的框架下,大家还应该认识一下在立法推进方面,时机怎么看待。今年笔者注意到,管理部门在年度的改革和工作安排里面,没有提房地产税,但在人大立法方面的信息是列入了一类立法。显然,这个事情还是在按照它的内在逻辑展开。但是笔者分析推测,中央很关心房地产去库存,有关部门可能担心现在强调推进房地产税立法过程,会对去库存带来心理上的对冲。笔者建议,应该将问题挑明,既然是房地产从黄金时代转换到白银时代,它还会往下发展,分化过程中间结构性的对策特别关键,我们在立法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考虑积极地推进立法,同时要给出一个信息:立法一旦通过之后,执行的时候是可以区分先后的,比如房地产税首先可以考虑先在北、上、深、广等地区依法实施,这也符合供给侧改革结构化区别对待的处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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