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别于传统经济,中国新兴经济中大部分公司是由海归创办,而且多数在美国上市,接受美国规则的限制。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兴经济代表了一种文明的价值观与先进的商业文化,是中国未来的前进方向。
但是,很快这些公司用一些事实证明,他们依然是中国传统商业文明的孩子,有些评论认为他们存在“价值观缺陷”,有的称“基因”不对,表达了失望之情。但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生长在中国商业环境之中,不能不受影响。即使某些著名的跨国医药企业,来到中国后也学会潜规则,通过贿赂销售药品。
中国商业环境不缺乏法律、标准与政策,一些时候缺乏具体的可执行性以及维权成本过高等问题。比如百度的竞价排名的问题,那些假冒的网站往往会花钱做排名推广,很多人通过搜索很难鉴别。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莆田系医院成为百度的大客户。尽管百度长期受到道德上的批判,但人们拿他没办法,因为几乎没有部门能够对这些投诉做出收集和反馈。
这是一个广泛存在的问题,各种游医、办证、卖发票等小广告张贴在大街小巷,没有人主动去打击。手机电话网络诈骗更是普遍。如果说这些都是非法的私下活动,那么,各地一些二三线的电视与广播机构售卖假药或劣质保健品等,都是在具有公共背景的平台进行。而受害者极高的维权成本也让这些假冒伪劣现象长盛不衰。现在的进步是,随着广告法的修改,监管正在起步。
在缺乏监管文化的商业环境中,百度等新兴企业如果缺乏道德自律而开始追逐利润会畅通无阻,并且这种灰色地带的高利润率会刺激他们更多的依赖这种“卑鄙的交易”。同样,包括携程、去哪儿等出售假机票、侵吞客户退费等现象也是如此,利用规则漏洞以及优势地位,侵害消费者权益。作恶不受惩罚就是纵容,即使偶尔被罚也可以公关。
与制造业不同,这些新兴服务性企业为了规模效应与垄断性地位,在快速扩张的过程中往往执行代理制度。这很容易造成管理上的失控,因为代理人想要的是短期利益,企业不仅要短期收入,更要长期的发展,而企业形象与信誉是发展的基础。这在本来商业环境并不良好的中国是致命性的,因为这基本上默许和鼓励了代理人胡作非为,而企业又不用负责。
迫于外部竞争压力,这些服务性企业大都在内部也会搞竞争激励制度,即一切靠绩效说话,个人的职位、收入与绩效挂钩。互联网企业的部门制也给了员工更大的自由空间。也就是说,如果企业没有形成自己良好的道德自律以及明确奖惩的规则,绩效主义会鼓励员工为了自己的收益铤而走险,当然,很多时候这种铤而走险也是迫于考核压力。
考虑到中国经济正处于下行周期,而新兴经济中的互联网企业经过长期发展,市场基本分割完毕,市场缺乏增量空间,在这种市场饱和且经济下行的阶段,企业为了利润和生存,往往会放弃道德自律,转而更重视盈利。可能是这种背景,促使百度开始将“贴吧”商业化作为新的利润来源,通过出售局部的“舆论主导权”获利,不管这些购买者买来做坏事还是好事。
一些评论者经常对比中美相同领域的企业,中美企业的基因确实存在区别,中国一些企业的主流是“商人思维”,主要目的是赚钱。美国企业家则是“技术思维”,希望通过不断的革新创造来改变世界,因此,赚钱以及赚更多的钱并不是全部的目的,除了赚钱,也是一种个人价值的实现。正是这种文化的不同,也决定了两国企业与企业家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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