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跑路潮”频现 行业走向正规必须制度先行

　　民间借贷，这一古老的融资方式，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之前。然而，在2014年的中国，它陷入了罕见困境。无力还债与恶意逃债一起形成“跑路风”,其所到之处，信任荡然难存。

　　进一步探究，经济下行、企业难以为继，产业失去支撑。而当实体经济利润无法支撑资金成本时，环环相扣的民间借贷链条中，只要一人“跑路”，链条即告断裂。已成空中楼阁的民间借贷圈，轰然倒塌。

　　本报记者历时3个月，从中国的东部、中部再到西部，千里追踪多省市民间借贷“跑路”风潮，揭示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探寻民间金融规范化阳光化的解决之道。

　　三个月前的一天，天还未亮，一名拖欠30万高利贷无力偿还的小包工头，在“跑路”90多天后，潜回早已停工的工地。他本想到办公室取点东西悄悄离开，刚一转身，讨债者便凶狠地截住了他……

　　这是2014年广西来宾民间借贷市场“崩塌”后，当事人告诉记者真实的追债细节。

　　欠债者“跑路”，不仅让当地民间借贷资金链戛然折断，让原本艰难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雪上加霜、订单锐减，更深刻损害到基层和谐社会之信任基础，亲人反目、朋友成仇……

　　“跑路”凶猛

　　记者走访民间金融风险显性化的邯郸、府谷、苏州、桂林、柳州等地，债务人“跑路”风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很大冲击。

　　广西来宾市上演的收债一幕，只是在近期各地债权方对付民间借贷“跑路”当事人的一个缩影。

　　上证报记者走访民间金融风险显性化的邯郸、府谷、苏州、桂林、柳州等地，债务人“跑路”风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的冲击，不啻为一场金融地震。

　　2014年7月底，邯郸本地大型房企金世纪地产董事长史虞豹“跑路”事发，当地民间地下融资的“冰山”浮出水面。上证报记者获知一份邯郸大量进行民间融资的企业名单，列举了包括卓峰、金世纪、华煌、中亚碳酸钙等在内的94家公司，承诺的年利息高达15%-60%，涵盖房地产、农牧、矿产等行业，其中不少公司涉及政府官员。邯郸市初步摸排涉及金额达93亿元。其中，仅金世纪一家，所涉集融资规模近34亿元、投资人约5000人。

　　在广西，去年4月柳州大型民企正菱集团实际控制人廖荣纳夫妇跑路，现被国际刑警通缉。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这家公司涉案资金超过100亿元，其中银行贷款70多亿元，民间借贷30多亿元，受害人多达2000余人。

　　在湖南省的贫困县沅陵，一家名为飞天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当地企业，全部资产不足1000万元，却从2013年起大肆以高息从民间累计集资1.05亿。2014年7月，企业主佘飞突然宣布企业亏损无法支付民间集资的本息。多位债权人告诉上证报记者，所借绝大多数资金不知去向，企业主佘飞采取离婚、烧账本做亏损假账等逃废债务。非法集资演变为金融诈骗，现在该企业欠民间债务本金7350万元，欠银行贷款、单位债款1000多万元。

　　在四川，汇通担保跑路事件持续发酵，波及约100家担保、理财公司。7月7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志刚、董事兼常务副总裁刘玉英集体失联，记者了解其涉及资金为100亿元。其后，该案引发更多的公司老板跑路。

　　在福建，泉州港股公司诺奇股份老板丁辉7月携妻卷款2.28亿元后失联，引发当地鞋企和服装企业老板跑路成风。记者获得的一份名单显示，截至9月份，失信、失联的企业分别多达81家和18家。

　　在江苏，苏州高仕投资公司11月因资金链断裂，法定代表人高宏林于12月初疑似跑路后被警方控制。记者在当地采访了解到，该公司涉案额或不低于20亿元。

　　在个人失信方面，“老赖”跑路则更为严重。11月，泗县政府网则让181名公职人员贷款失信者“公职老赖”亮相;安徽岳西县法院也在今年上半年公布了60名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来自银监会的数字显示，2014年上半年，全国仅媒体集中曝光的重大企业债务风险事件就有46起，涉及40多家商业银行，风险金额近千亿。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这场在各地频频上演的民间借贷中跑路潮，也波及在大城市四处招揽理财资金的各类P2P网贷平台及投资理财公司。上证报记者梳理资料发现，浙江、深圳、北京等地今年以来已发生超过30家民间投资理财公司和P2P机构倒闭跑路。其中，仅北京隆尊资产非法集资涉案资金，就高达30亿元。

　　信任危机

　　“跑路”之所以给基层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不仅在于当事人触犯金融法律法规，也同时践踏了民间的借贷“行规”，伤害了乡情、友情、亲情。让构成基层社会和谐体系的信任关系毁于一旦。现实情况往往是一人“跑路”、千家遭殃。

　　覃明是柳州正菱集团廖荣纳“跑路”案的受害人之一。覃明说，当时有朋友说正菱集团需要200万的资金，月息2%-3%，而这个朋友自己的本金不够，就拉了其他朋友一起凑足200万借给正菱集团。

　　“但利息只收了3个月，正菱集团就出事了，当初拉我们凑钱的那个朋友也被我们骂个半死，多年的信任关系全没了。”

　　在浙江温州,过去30多年来，“熟人社会”的民间信用体系曾是温州大小企业资金周转主要渠道，自当地爆发民间金融风波以来，这个体系现在已几近崩塌。

　　“以前，两个熟人之间借个钱，打个借条就可以，甚至一个电话就能借来几十万上百万。现在温州人彼此不再那么信任了，借钱必须要抵押或担保，或者干脆不借。”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总经理徐智潜告诉记者。

　　不可否认，建立在“熟人之间”的信用担保，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那些无力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创业者，但随着融资规模和融资范围的扩大，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加剧，信用和道德约束逐渐减弱，风险也会累积。

　　值得注意的是，“跑路”在给基层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践踏了民间的借贷“行规”，伤害了原本和谐的乡情、友情、亲情关系。由于民间借贷往往涉及千家万户，因此，现实情况往往是“一人跑路，千家遭殃”。

　　记者在温州、邯郸、苏州和桂林等地采访了解到，“跑路”风可能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企业、银行坏账大量增加，引发挤兑造成区域性金融震荡，同时造成区域信用环境恶化，加剧企业“融资难”，提高融资成本和其他生产经营成本，进而引发中小企业大批倒闭。

　　温州市金融办张崇龙说，“跑路”风恶劣影响持续很久。当前温州仍在处理2011年金融风波留下来案件的后遗症，所幸当前新发“跑路”案例呈下降趋势。

　　讨债升级

　　“广西人血液中凶悍的基因，解决问题喜欢用直接、简单的方式。”一位熟悉当地民间借贷的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因此，当地屡屡发生暴力讨债案件。

　　位于广西中部的来宾市，面积仅1.34万平方公里，却素有“广西煤都”、“中国糖都”之美称。和其他“一夜暴富”的资源型城市一样，巨额的民间财富累积推动了来宾楼市的繁荣，以及民间借贷的无序滋长。而“高利贷”又在更大程度上对房价推波助澜。

　　数据显示，2008年来宾城区平均房价在每平方米1800元，2012年飙升至近4000元。而2014年以来，来宾市的房价跌回每平方米2600元左右，燥热的来宾楼市迅速坠入寒冬。

　　暴跌的房价，很快传导至同样燥热的民间借贷领域。于是，房地产老板“跑路”也开始由远及近，处于这条产业链下游的小包工头吴凯，就是众多跑路人中的一员。

　　去年临近年关，开发商已累计欠下吴凯数百万的工程款无法给付。“开发商也没有钱，我拿他也没办法，但手下五六个工人大半年没发工资了，都等着这些钱回家过年。”走入困境的吴凯只得向民间高利贷借钱。

　　吴凯借了30万元高利贷，期限3个月、月息5分。附带的一个苛刻条款是：5万利息直接扣除，这意味着他借了30万，实际拿到手里的只有25万。

　　给吴凯借款的高利贷老板叫李俊，早年就与吴凯相熟。在李俊眼里，他这个工头算是本分守信。不过，事情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好。年后，吴凯的上游开发商老板的工程款依然没能兑付。

　　从4月份开始，吴凯就陆续接到李俊打来的提醒电话——开始时一周两三个，后来干脆每天两三个，走投无路的他只好“跑路”躲债。几个月后，李俊提前得知吴凯潜回的消息，于是气势汹汹前来收债。一周后吴凯将房产证抵押给他，后来36万本息也在半个月内还清。

　　一位熟悉当地民间借贷的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甚至有人用过激方式讨债，目的是要逼他去借别人的钱来还钱。”

　　连锁反应

　　由于民间借贷借款方广泛存在的供销关系、担保关系、关联关系，单体风险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尤其存在“担保圈”“关联群”时，风险传染可能性倍增。

　　广西2014年以来发生多起民企“爆单”，不仅牵涉到众多民间资金，也将银行等金融机构拖下水。以广西柳州正菱集团为例，涉及非法集资总金额超过30亿元，登记在册的人员超过2000人。涉及的银行贷款数额则高达70多亿元，尤其以当地的城商行受累最重，如柳州银行、桂林银行等。

　　记者从柳州市金融办获悉，正菱集团在工行融资总额超过2.8亿元，农行有3.8亿元，交行0.5亿元，兴业银行11.8亿元，浦发银行0.4亿元，华夏银行0.8亿元，民生银行10亿元，招商银行1.4亿元，桂林银行32亿元，柳州银行4.9亿元，南洋商业银行1.9亿元。

　　桂林银行一名中层管理人员私下告诉记者：“正菱集团出问题后，整个广西的高利贷市场都崩盘了!”

　　值得警惕的是，当前各地暴露出来的民间金融风险，与2011年以来温州民间金融风险有着相似之处。

　　2011年9月份，温州在出现民间金融危机之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同步高企。数据显示，2011年6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0.37%，为全国地级市最低。三年来，温州的银行不良贷款率节节攀升，维持在高位。到2014年6月份，不良率为4.2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三倍。

　　此外记者了解到，一些地方金融风险存在从小微企业向大中型企业蔓延，从产能过剩行业向上下游行业蔓延，从风险已经集中显现地区向其他地区蔓延的可能。

　　面对跑路潮、非法集资、暴力讨债等民间金融乱象，一些地方政府也绷紧了弦。

　　“我省非法集资案件频发，案件的发案数、涉案人数、涉案金额等呈上升态势，形势比较严峻。”广东省金融办近日召开处置非法集资形势分析会，提出要重点抓好防范非法集资工作;探索建立预警机制，建立常态化的风险排查机制;加快推进跨省案件的处置工作，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建立有战斗力的处非工作队伍。

　　民间借贷走向正规必须制度先行

　　从线上到线下，借贷市场问题多多。为何我国借贷市场会如此混乱？

　　这还得从信贷市场说起。我国小微企业贷款一直很难，而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又单一，这就注定了民间借贷会异常活跃。互联网的出现更让民间借贷披上新的外衣——P2P网络借贷平台粉墨登场。

　　2006年，第一家P2P借贷网站出现，P2P从此开始蓬勃发展。然而，相关法律规范的模糊以及监管真空使其从一开始就游走在法律边缘和灰色地带，而越来越多公司负责人“跑路”事件的发生，更将借贷公司和P2P网贷推到了风口浪尖。

　　涉嫌诈骗以及诸多“跑路”事件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一些企业原本动机就不纯，以网贷平台为幌子，非法敛财，设计骗局，另一方面，也源于一些网贷公司自身资金储备不足，且缺乏独立的风控体系。

　　事实上，互联网金融自产生就伴随着普惠意义，比如余额宝、P2P信贷等。这些创新型交易手段，不仅激活了个人与小微企业等投融资者的理财与融资需求，也有助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末，P2P网贷平台数量已突破1500家。P2P网贷平台补充了正规融资渠道的短板和不足，但行业要继续健康发展，还需要在征信等制度方面扎紧“篱笆”。

　　以美国为例，美国拥有完整的信用评级体系，采用三大征信系统，建立了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以LendingClub为例，其对借贷人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限制——借贷人最低的信用级别要经过权威机构评分，负债收入比也要低于40%，至少有3年的良好信用历史等等。此外，LendingClub利用大数据金融手段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系统，给借贷人评分，共分35个评级。随着业务开展，数据积累量不断增加，该公司自身的风控体系也更加完善。

　　反观中国的借贷公司和P2P网贷平台，在征信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投资者对该行业始终缺乏信任感。尽管监管层早就明确了P2P行业的资金托管机制，以提高P2P投资人资金的安全性，但是采用全面资金托管模式的平台数量仍占少数。在P2P平台数量最多的深圳，实施全面资金托管模式的平台却不到十分之一。

　　由此可见，民间借贷要走向正规，必须制度先行，法律先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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