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生: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太依赖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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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前行长、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杨凯生在论坛上作主题演讲时表示，我国的总债务的结构不尽合理，尽管大家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十分担心，但他认为总的说来我国政府负债率并不算高，居民负债率更是很低，但企业负债率则非常高。必须承认从宏观上看，我国的经济增长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是过度的，我国的企业从银行的融资是过度的。中国应该下决心进行去杠杆，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比例。

　　但不能不承认我国企业的生产经营，乃至GDP增长过度依赖银行信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年7月份，曾有不少人认为银行出现了“惜贷”现象，但实际上今年1-7月，我国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仍然达到6.13万亿元，远高于2012年、2013年同期的5.4万亿和5.78万亿元。今年1-7月，全社会金融机构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之比（贷存比）达到85%，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今年以来的新增贷存比更是达到了146%。这显然是太高了。从历史数据看，1990-1999年的十年间，我国一共新增贷款7.94万亿，年均新增为0.79万亿元；2000-2008年九年间，我国新增信贷22.76万亿元，年均新增贷款迅速上升到2.53万亿元；而2009-2013年的五年间，我国新增信贷为42.1万亿元，年均新增贷款更是猛增到8.42万亿，一些年份甚至达到了近10万亿元。

　　现在经常听到的说法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我认为对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剖析，全面看待。现在有不少人对银行应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理解不够全面，总以为这句话的含义就是银行要进一步给企业发放更多的贷款，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演讲实录：

　　如果说对压缩过剩产能，大家的看法还是比较一致，只是苦于困难较多，难以短时间见效的话，那么对“信贷过度”的问题，可能意见就不会那么相同了。但信贷过度确实是妨碍我国经济发展确立新常态的另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到今年6月底我国的总债务与GDP之比已经达到251%，而在2008年这一数字只有147%，仅去年一年就上升了20个百分点。更重要的问题是，与世界上总债务水平也比较高的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相比，我国的总债务的结构不尽合理。在我国，尽管大家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十分担心，但总的说来我国政府负债率并不算高，居民负债率更是很低，但企业负债率则非常高。我国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了120%，而美国约为72%，日本约为99%，意大利约为82%，澳大利亚约为59%，加拿大约为53%，德国仅为49%左右。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中只有西班牙的企业负债率高于我国。

　　当然这里固然有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够发达，间接融资占比必然偏高的原因，但不能不承认我国企业的生产经营，乃至GDP增长过度依赖银行信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年7月份，曾有不少人认为银行出现了“惜贷”现象，但实际上今年1-7月，我国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仍然达到6.13万亿元，远高于2012年、2013年同期的5.4万亿和5.78万亿元。今年1-7月，全社会金融机构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之比（贷存比）达到85%，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今年以来的新增贷存比更是达到了146%。这显然是太高了。从历史数据看，1990-1999年的十年间，我国一共新增贷款7.94万亿，年均新增为0.79万亿元；2000-2008年九年间，我国新增信贷22.76万亿元，年均新增贷款迅速上升到2.53万亿元；而2009-2013年的五年间，我国新增信贷为42.1万亿元，年均新增贷款更是猛增到8.42万亿，一些年份甚至达到了近10万亿元。

　　看到这些数据，我们固然可以说有国民经济总量扩大的因素，也有所谓金融深化的原因，但必须承认从宏观上看，我国的经济增长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是过度的，我国的企业从银行的融资是过度的。我国应该下决心进行去杠杆，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比例。现在经常听到的说法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我认为对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剖析，全面看待。要正确看待银行信贷的功能和作用，办银行有明确的资本充足率约束，办企业也应该将本求利，不能总是希望通过做无本生意，完全靠借钱企业就能发展，就能获利。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抑或外资企业，如果其“老板”（股东、出资者）认为一个企业市场前景不错，希望能够经营下去并且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就应该以不同方式不断地向其注入资本（增加所有者权益），而不能仅仅寄希望靠银行贷款就可以“做大做强”。如果股东对某个企业前景并不看好，或是虽想增加资本金但感到力不从心，那就应该设法退出市场，或者只是进行“简单再生产”，不去追求“扩大再生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应该一味地去要求银行不断对其垒加贷款。否则不仅无助于调整经济结构，而且也会造成金融风险的不断积聚，最终导致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麻烦。现在有不少人对银行应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理解不够全面，总以为这句话的含义就是银行要进一步给企业发放更多的贷款。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