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生产、生活的成本本质上都是因风险转化而来的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降成本”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当前，“降成本”首要的是降低宏观成本，也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来降低制度成本。

　　成本高企的原因

　　过去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是低成本、低附加值，现在变成高成本，但整体看依然是低附加值。为什么经济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制度成本高。

　　其一，资源错配，投入多、产出少，经济运行成本自然会高。产能过剩意味着设备利用率低，有大量的无效成本；杠杆率高意味着财务费用过重，成本就上去了；库存多导致资金周转慢，也推高成本，这些都是资源错配的成本。“僵尸企业”就是典型的资源错配，杠杆率高实际也是资金的配置出了问题。如果要素不能市场化配置，不能用在合适的途径上，就会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多数企业难以幸免。

　　其二，全球资源环境风险约束趋紧，亦会导致经济运行成本上升。当前，全球资源环境风险约束日益趋紧。同时，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还面临不少挑战，相应的体制机制和技术条件尚不够完善。资源环境风险导致经济社会成本上升不可避免。

　　其三，社会诚信缺失、风险水平上升，经济社会运行成本也会全面提高。经济运行是相互关联的，其中一个企业不守契约，会影响一串企业。若许多企业不讲诚信，则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会大大增加。此外，融资成本高，也与诚信不足引发的风险扩大直接相关。为规避风险，过度的增信措施，如抵押、担保、公证等最终都会添加到融资成本的账单上。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缺失，信用不足，公共风险上升，最终都会转化为企业成本。

　　其四，科技进步速度也会影响经济运行成本。如果科技进步慢，不仅原材料消耗、能源消耗、管理费用等会居高不下，而且成本的增值转化率以及附加值也会比较低。这既与研发不足有关，也与路径依赖有关，需要积极构建相关体制机制，提升创新体系效能，激发创新活力，从而降低相关运行成本。

　　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制度变迁迟缓、风险溢出是导致经济运行成本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生产、生活的成本本质上都是因风险转化而来的。以上提到的几个方面的成本，其实都是风险凝结沉淀的结果。当定价机制不是按照历史成本，而是按照未来的风险来定时，公共风险水平就会上升，意味着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会变贵。这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

　　加快制度创新步伐

　　要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就要加快制度创新步伐，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匹配，充分发挥制度及时防范化解风险的功能。

　　一是深化改革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经济形式。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也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关键所在。要破除劳动力、土地、资金、能源等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

　　二是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大力破除“僵尸企业”导致的资源错配。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通过资本优化配置来夯实国有经济基础，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三是加快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实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从来都是国家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要加快破除一切妨碍人才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从而实现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的充分有效配置，增强人力资源的内生动力。

　　四是加快金融监管改革，减少金融扭曲。要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这需要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新监管模式。需要注意的是，好的监管不是在前台吆喝，而是在后台分析，寻找公共风险的蛛丝马迹。

　　五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财政支出结构固化、资金使用碎片化，表面上看是财政事务问题，从深层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要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设现代财政制度，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六是加强和完善法治，保护产权，稳定预期，提升社会诚信水平。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制度。要把完善产权制度作为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补齐短板、完善法治，持续加强产权保护，稳定长远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