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自从京沪深等出台地方网约车新政之后,分水岭已经变成了上甘岭。创新与保守、新兴利益集团与传统出租车利益集团、地方利益与市场自由之间的矛盾,全面激化,白刃相见,和当年的上甘岭之战一样,各方正在展开丢胳膊掉腿的痛苦拉锯。
最大风险是政策风险
网约车企业生死存亡,或许仍然取决于某些“关键少数”人物的一念之间,但是一个于民有利、于社会有益的行业横遭波折,既让创新者茫然、投资人心塞,也让人对中国式创新的未来缺乏信心。
中国式创新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政策风险,网约车在中国的遭遇再次验证了这一点。
和美国的创新企业相比,中国的同行显然缺乏更加宽松的市场环境和可以信赖的法治环境。中国政府在去年提出“万众创新,大众创新”,但是,中国的创新企业仍然面临着人治的干预,以及不期而至的行政管制。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今年以来,行政管制对新经济领域干预越来越积极,创新环境愈发严峻,正在急剧恶化。
4月份,海淘新政实施,跨境电商哀嚎遍野,一些海关货物堆积如山。7月份,手游审批新政实施,中小手游企业面临生死大考,又是哀嚎遍野。
网约车行业虽然经过一番博弈,被交通部轻松放行,但是,到了秋冬之际,网约车新政又遭到地方政府联合狙击,一派肃杀之气。
虽然,海淘新政、手游新政最终都被延期执行,但是,网约车新政究竟会怎样,是否会放一马,或者,延期执行,似乎除了“关键少数”人士,其他人心里都没有底。
规避风险的保险全面失灵
和美国、以色列等国家相比,政策的不确定性成为中国式创新的短板,也是创业者头顶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事实上,政策风险对于中国的创业者和投资人来说,就如同天天喊“狼来了”一样,大家都知道,也都重视,但是,企业家精神就是这样——风险也意味着收益,只要是对的,明知道有风险,仍然会去干。
经过这些年不断的被修理和历练,大家也都找到了一些规避政策风险的方式。
一种方式就是强力公关。在中国,凡是有些成色的互联网公司一般都养着一个庞大的公关团队。公关团队的使命除了维系媒体和公众关系,就是各种政府公关。为了搞好和监管部门的关系,获得宽松的发展环境,很多企业不惜重金从政府系统内部挖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里挖走最高法的新闻发言人。正局级官员加盟,打破了中国公关界最高行政级别记录。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做大规模。当一个公司体量足够大的时候,也就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甚至会成为各个地方政府争相拉拢、争取的对象。而且,一旦感觉遭受了不公正待遇,还可以叫板一下某些部门的管事小吏。当你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就可以成为国家外交舞台上的明星。自然,这也将政策风险大大降低。
此外,为了更加保险,还可以让有实力背景的企业或者“国家队”成为你的股东,实现与国家利益的深度捆绑。
但是,在网约车新政这个事情上,互联网企业规避政策风险的“三保险”,正在面临全面失灵的可能。
主权财富基金也可能被干趴下
今年夏天,滴滴在完成了新一轮45亿美元融资,以及与Uber中国合并之后,最高估值已经达到338亿美元,已经超越京东,可以跻身世界互联网公司TOP10。
现在,经过多轮融资,滴滴的股东中几乎囊括了世界和中国最知名的公司和投资机构。在滴滴的国际股东名单中,有苹果公司、软银、淡马锡、老虎环球管理公司等等。再说国内,滴滴目前是BAT等中国互联网巨头共同投资的公司,这种情况在中国已经极其罕见。滴滴的国内股东中另外一个方阵就是“国家队”,中投公司、中国人寿、中国邮政、招商银行、中金甲子、中信资本等先后入场,此外还有北汽集团、上海国资委下属的赛领资本等地方国资。
网约车地方行政政策出台之后,有机构认为,滴滴338亿美元的估值,可能就要缩水一半。其他投资机构还好说,亏了就亏了,算是花钱买教训,但是,已经下了重注的“国家队”恐怕就不可能轻易抽身而退。这一笔笔巨额国有资产流失,谁来负责?是国家队投资人回避不了的问题。
另外的麻烦在于,滴滴的股东当中还有两个主权财富基金,一家是中投公司,另外一家是新加坡的淡马锡。但是,有两家主权财富基金的加持,又能怎样,还不照样会被中国地方政府的“土政策”给干趴下。
更有意思的是,中国地方政府一旦发飙,也是不管不顾,“铁面无私”。要知道,北汽集团和赛领资本分别是京沪的国企,这是亲儿子。但是“土政策”不考虑这一点,“儿子和脏水一起泼出去”,然后,“壮士断腕”、“大义灭亲”。
中国式创新的天花板
所以说,网约车新政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其重要性和象征意义都大大超出以往。中国的网约车行业已经把全世界最顶级的企业、机构卷入其中,而主权财富基金的涉入,更让这个事件变得复杂。
网约车新政如果以地方政府的极端保守姿态结束,滴滴等公司只剩下半条命,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不是不欢迎创新,不是不喜欢创新,而是中国现实的政治环境、法治环境没有能力为创新提供真正的保障。
这也就让大家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式创新的玻璃门或者天花板,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式创新可能本质上是一种“瘸腿式创新”。市场庞大,法治环境恶劣,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创新,肯定难以行之久远。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BAT在政策风险的包围中能够做大,网约车做大了却仍然朝不保夕,命在旦夕?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BAT最初是在一块旧蛋糕旁边,做了一块新蛋糕,然后,把这块新蛋糕不断做大。网约车也是在做蛋糕,却是在旧蛋糕上做新蛋糕,不可避免要去抢别人的旧蛋糕。这就是碰到了既得利益。
更要命的是,网约车抢的这块蛋糕又是中国目前最难啃的。现在,中国改革有几块最难啃的“硬骨头”。一个是出租车改革,舆论呼吁了十几年,出租车司机停运多少次,就是改不动;另外一个就是大城市的人口政策,到现在特大城市还是要控制人口,限制户籍,也是改革了很多年也没有什么太大进展。
中国式创新的天花板其实就在中国改革的深水区。
如果向既得利益无原则地妥协,显然,既会质押上国家信誉,而且还要牺牲其他经济部门的利益。这同样也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
中国创新现在面临很好的形势,这个世界上的创投热土,除了美国,恐怕就是中国了。以地方利益而牺牲大局,得不偿失。
昨天,十八届六中全会闭幕。公报中这几句话说的特别好,“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各种不同意见都必须听取,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带头从谏如流、敢于直言。”
如果,政策的制定者能够听取不同意见,从谏如流,网约车的问题或许就不难解决。由此,中国式创新不但不会面临瘸腿的危险,还会给世界传递更加明确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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