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可以想见在滔滔民意之下,人们必将目睹再一次的运动式执法:清理医院科室违规承包,对民营尤其某系医院集中排查,收紧民营医疗机构执照审批,放缓公立医院改革步伐等等。
风声一过,兴奋点转移,民愤既消,运动式执法和高压式监管必然适度放松,新一轮民资“渗透”悄然回归——借用媒体人宋金波的话说,没有莆田系,还可以有别的系——直至又一个类似事件爆发,然后再来一次轮回。
整个轮回中始终缺位的是对监管部门的有效问责。正如资本主义有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一样,市场化改革也从来都是有好的市场化改革和坏的市场化改革。好的市场化改革离不开好的监管体制,厘清利益相关方责权利,理顺改革流程并使之公开透明化,建立完善的动态监督和绩效考核体系。当然,如果外部压力不够的话,对这样费力难讨好的事情监管部门动力不会太足。
相反,在坏的市场化改革中,各方很容易顺水推舟形成共赢关系:游医们得到了宝贵的医疗平台和护身衣,相关医院“盘活”了医疗资源获得不菲的让渡权收益,监管部门睁只眼闭只眼获得游医和出租方的双重笑纳。唯独被排除在这个游戏之外却将承受这个游戏恶果的毫无疑问是患者及其家属。
当然在这种利益共生关系中,游医是最弱势的,资本面对公立医院稀缺资源和监管威权,往往爱恨交加而又不得不交粮纳贡,随后固然能变本加厉通过种种不法手段补偿报效成本,但随时面临游戏规则改变的不确定风险,这些风险有些是他们的误操作激起民愤咎由自取,有些则源于政治气候的波动及由此导致监管政策的松紧。
相对于游医,作为出租方的公立医院虽然也会在利益重组中面临损失,但阶段性整风一过,不怕没有新的游医上门,至此暂时拧紧的水龙头又会带来汩汩不断的寻租收益。
而在这场猫和老鼠的游戏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则是相关监管部门,政策的松紧与收放之间恰能提供一茬茬割韭菜的机会,而且还能避免游医们自恃报效有功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甚至情急之下反啮其主。因此阶段性打压是绝对必须的,毕竟新游医永远比老江湖们更好管教约束一些,在反骨长出之前报效也更积极一些。
而患者们和围观的群众则陷入群情汹涌、具体负责人被整治得以暂时出口气、兴奋点转移、类似事件再次出现再次群情汹涌的怪圈,并伴随持久的挫败感和无能为力的愤怒与焦灼,直至整个社会充满猜忌和戾气。
什么时候我们能走出这些陷阱和怪圈,真正迎来好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公立医院负责公益性普保型医疗,民营医院负责市场化差异化医疗服务供给,公私各司其职运转有序,监管适度公开透明的高效医疗供给体系呢?
这一切的前提在于打对板子,问责到位,直指问题核心即监管失职,保持持续压力,促成体制变革。否则,我们将永远身处低效的公立、不法的民营和选择性监管所导致的不确定的风险状态。
而这种风险从来不仅仅限于医疗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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