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和林：住房公积金调整须遵循劣势者利益最大化

　　每年的六七月份，我国各城市会陆续调整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上限，而这将影响到1.3亿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的钱包。住房公积金缴存上限与当地的职工平均工资相关，后者一般是逐年上涨，因此公积金缴存上限一般也跟着上调。此番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上限，获益更多的是高收入群体，而中低收入群体原本其月平均工资就低于缴存上限，上限是否调整对其没有影响。

　　媒体报道是对职工住房公积金进行了复杂的解释，但标题很直接且通俗：北京等多地调高公积金缴存上限 2017公积金上调对高收入群体有益。说的更直接一点就是，今年多地调高住房公积金缴存上限，工资越少的群体没有增加福利，反而是高收入群体得到的福利更多。笔者认为，住房公积金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尤其作为一项涉及到1.3亿人庞大群体的公共政策调整，不能出现“劫贫济富”倾向，这是不符合公共政策的公正性标准的，也违背公共政策的“劣势者利益最大化”原则，也对社会公平分配起到了逆向调节作用，相关部门亟需正视并及时纠偏。

　　所谓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从直接概念来看，没有收入来源的群体就不能是公积金对象，事实上造成了社会不公平。但从来没有绝对的“平均主义”，应该来说，住房公积金以职工住房的“互助性”为出发点，有其合理性和现实价值，也确实为职工较快、较好地解决住房问题提供了保障。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每项公共政策都有其专门针对的对象或群体，不能因为公积金不能覆盖农民等群体而否定其作为公共政策的价值。

　　住房公积金是一项公共性很强的政策，而不是“单位有钱就多交一点”的完全市场行为。这是因为住房公积金具有：一是普遍性，即城镇在职职工，无论其工作单位性质如何、家庭收入高低、是否已有住房，都必须按照《条例》的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二是强制性（政策性），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的，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有权力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可以按《条例》的有关条款进行处罚，并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三是福利性，除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外，单位也要为职工交纳一定的金额，而且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利率低于商业性贷款。也就是说，住房公积金不能简单地执行多缴多得的市场竞争机制。换句话来说，就是不能以市场效率来为住房公积金“劫贫济富”作为辩解理由。

　　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并不是一句泛泛而谈的套话，其实是有标准的。公共决策学认为，公正的标准有四条：一是个人福利最大化，即使得所有人福利都最大化；二是保障最少量的福利，即增加某些人的福利，但使情况更为糟糕的人能获得最低基本数量的福利的保障；三是使净福利最大化；四是使分配福利最大化。显而易见，住房公积金调整的结果是使得高收入群体受益，是不符合公共政策的“公正性标准”的。

　　同样，公共政策的“公平性”也是有其评判标准的。公共政策关于“公平性”至少有三个公认的标准：一是公众无偏原则，即住房公积金横向来讲，国家设计这项政策时要考虑没有纳入到公积金范围的群体的住房问题，这是另外的话题，暂且不表。但从纵向来看，就要谨慎考虑所有缴纳公积金人的利益，应持有“无偏”的态度。二是个人受益原则，即政策的最终受益者都必须落到“一般人民”身上。公积金的高收入群体受益显然有违这一原则。公共政策的分配普遍原则也是要使得利益普及于一般人，而不是局限于少数人。三是劣势者利益最大化原则。即公共政策应当让弱势群体或个人得到最大的照顾，享受到最大的利益。

　　总之，住房公积金是一项公共性政策，涉及的群体大、涉及面广，且是“安居”这一最大的民生，不能简单以市场效率来调节或调整政策。而我们从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和“公平性”的角度来审视，住房公积金上调使高收入群体受益更多这一结果，更是揭示其不合理性，凸显了亟待调整的迫切性，相关部门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并及时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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