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至今，中国三批自贸试验区先后获批并挂牌，中国的自贸试验区扩充至分布东中西部的11处。进入3.0时代，中国自贸试验区的“试验”成效如何，未来向何处去？
6月19日，在珠海召开的2017世界自贸区（横琴）论坛上，不少专家指出，近四年来，自贸试验区在投资管理体制改革、金融创新政策、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均有成效，对周边区域形成较好的创新“溢出效应”。
不过，专家也指出，自贸区制度创新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与国际典型的自贸园区和自由港区的创新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服务业开放也不足。为此，需要对标国际典型，进一步改革创新，不断完善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改善
与会的国内外专家认为，近四年来，中国已运行多年的四个自贸区在改革创新上取得不小成绩。
公开信息显示，近四年来，上海、天津、福建、广东四个自贸区已经形成了三批可复制的经验。第一批在全国形成了28项可推广复制的政策；第二批在2015年，除了第一批政策以外，还形成了8个最佳实践案例；第三批则是2016年的19项。
从整体上看，在上海、天津、福建、广东四个自贸区内，90%的国民经济行业都实现了对外资准入前的国民待遇，90%的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备案方式设立。全过程办事手续压缩40%以上。贸易便利化改革使得进出口企业的通关效率提高50%以上。
以论坛召开地广东自贸区横琴新区片区为例。
在横琴，企业目前拥有全国首个“商事主体电子证照银行卡”，具备身份认证、信用资信查询、金融服务等三大功能；日常的纳税环节，企业享受创新智能电子化办税手段，而横琴首创的“纳税便利化指数”，定期与指数中的先进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服务来进行横向对比，使得纳税人企业的服务不断更新升级；如果企业人员去澳门办事，可直接驾驶“粤澳两地牌小客车”，在两地口岸仅需一次检查；而企业的货物，在实行ECFA项下货物通关时，可以免交《澳门海关确认书》，不管是集装箱还是ECFA货运经澳门中转耗时都将再减少半天到2天的时间，企业中转成本大幅度降低。
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改革研究院副院长毛艳华在论坛的主旨演讲中高度评价了四个自贸区过去的成绩。
这种成绩体现在四个方面：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创新、推动跨境资金的便捷流通和外汇项目的可兑换、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创新。
毛艳华认为，自贸区作为营商环境高地，对区域有辐射带动作用，如上海自贸区之于长三角、广东自贸区之于粤港澳合作。
“过去的招商引资强调的营商环境是税收优惠和低成本土地，而自贸区所创造的营商环境更多的是软环境，即企业是否降低了经营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是否获得了便利的贸易通关环境。”毛艳华说，“这让企业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和感觉度。”
世界自由贸易区协会主席Graham Mather表示，他注意到近年来中国自贸试验区吸引的外资呈现井喷态势，这表明全球投资者看好中国市场的机会。
而投资者看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自贸试验区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有的关注金融服务，有的关注国际海运服务，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定位和侧重点不尽相同。这种方法能避免不同的自贸试验区同质化竞争，使得不同区域错位发展。这也使得本区域的优势投资领域更突出，让外国投资者更青睐。
扩大服务业开放
不过，各地的自贸试验区依然还存在若干需要解决的问题。
毛艳华指出，中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与国际典型的自贸园区和自由港区的创新特征存在较大差异。中国自贸试验区所推动的政府职能转变仍没有摆脱原有的政府体制和行政架构的制度约束，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运转高效的机构设置和治理体系”仍有不少差距。贸易监管制度跟不上贸易主体业务创新的需求，尤其是保税港区的国际中转便利性与国际典型港口有很大差距。
“目前大量的制度创新可能还是程序化的、流程化的设计改进，这虽然有效，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但是它仍然没有摆脱设置高标准自由化的自贸园区的初衷。” 毛艳华说。
毛艳华所在的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近日还发布《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蓝皮书》。这份评估报告也指出，前两批自贸区改革被“复制推广”的改革经验往往流于碎片化、简单化和技术化，缺乏深度。
服务贸易方面，毛艳华认为，目前自贸区对服务业开放仍不足。一方面是负面清单仍然偏长，许多现代服务业部门仍未开放，形式与国际惯例不接轨；另一方面是外资审查方面还不完善，信用体系还未完全建立起来。
中国一直努力通过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以推动自贸试验区的开放。6月16日，中国公布了2017年版的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将2015年版的122项调减至95项。但毛艳华认为未来仍有缩减的空间。
前述中山大学报告还指出，不少自贸试验区片区属于新开发区，基础设施不够好，现有产业不够强，导致自贸区的干部将更多的工作偏向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方面，减少了制度创新方面的探索；自贸区较多专注于自身的要素集聚和招商引资任务，而较少关注区域协调发展和服务国家战略。
Graham Mather补充说，尽管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差异化策略能避免同质化竞争，但如不能处理好中国统一的开放框架和特定定位的关系，容易让投资者困惑，不了解自贸区某个片区的具体政策。
在中国自贸试验区3.0时代，这些问题都有待通过持续的改革创新加以解决。世界典型的自贸园区，正由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离岸业务、投资经营、金融创新等多领域多元化发展。这给中国的“自贸区”树立了榜样。
Graham Mather指出，中国自贸试验区需要进一步完善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明确政府的权责清单、责任清单，让政府的管理行政费用、涉企收费更清晰透明。同时，政府还需要修改或废除不合理的、阻碍跨部门协同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提振政府的行政效能。
“毫无疑问，这样的举措肯定会为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铺平了确定与可预测的道路。”他说。
毛艳华建议，中国自贸试验区的政策要为对标国际典型自贸园区提供支撑。例如，在保税港区或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设立“自由贸易港区”，海关一线真正放开，为市场主体创造“境内关外”的政策环境；设计离岸业务的和境外股权投资发展的税收制度等。
值得一提的是，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在论坛期间联合24家财经媒体，联合发布支持自贸试验区发展的倡议，为全球投资者深入了解中国自贸试验区政策提供交流传播平台。
6月19日，在珠海召开的2017世界自贸区（横琴）论坛上，不少专家指出，近四年来，自贸试验区在投资管理体制改革、金融创新政策、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均有成效，对周边区域形成较好的创新“溢出效应”。
不过，专家也指出，自贸区制度创新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与国际典型的自贸园区和自由港区的创新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服务业开放也不足。为此，需要对标国际典型，进一步改革创新，不断完善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改善
与会的国内外专家认为，近四年来，中国已运行多年的四个自贸区在改革创新上取得不小成绩。
公开信息显示，近四年来，上海、天津、福建、广东四个自贸区已经形成了三批可复制的经验。第一批在全国形成了28项可推广复制的政策；第二批在2015年，除了第一批政策以外，还形成了8个最佳实践案例；第三批则是2016年的19项。
从整体上看，在上海、天津、福建、广东四个自贸区内，90%的国民经济行业都实现了对外资准入前的国民待遇，90%的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备案方式设立。全过程办事手续压缩40%以上。贸易便利化改革使得进出口企业的通关效率提高50%以上。
以论坛召开地广东自贸区横琴新区片区为例。
在横琴，企业目前拥有全国首个“商事主体电子证照银行卡”，具备身份认证、信用资信查询、金融服务等三大功能；日常的纳税环节，企业享受创新智能电子化办税手段，而横琴首创的“纳税便利化指数”，定期与指数中的先进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服务来进行横向对比，使得纳税人企业的服务不断更新升级；如果企业人员去澳门办事，可直接驾驶“粤澳两地牌小客车”，在两地口岸仅需一次检查；而企业的货物，在实行ECFA项下货物通关时，可以免交《澳门海关确认书》，不管是集装箱还是ECFA货运经澳门中转耗时都将再减少半天到2天的时间，企业中转成本大幅度降低。
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改革研究院副院长毛艳华在论坛的主旨演讲中高度评价了四个自贸区过去的成绩。
这种成绩体现在四个方面：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创新、推动跨境资金的便捷流通和外汇项目的可兑换、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创新。
毛艳华认为，自贸区作为营商环境高地，对区域有辐射带动作用，如上海自贸区之于长三角、广东自贸区之于粤港澳合作。
“过去的招商引资强调的营商环境是税收优惠和低成本土地，而自贸区所创造的营商环境更多的是软环境，即企业是否降低了经营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是否获得了便利的贸易通关环境。”毛艳华说，“这让企业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和感觉度。”
世界自由贸易区协会主席Graham Mather表示，他注意到近年来中国自贸试验区吸引的外资呈现井喷态势，这表明全球投资者看好中国市场的机会。
而投资者看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自贸试验区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有的关注金融服务，有的关注国际海运服务，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定位和侧重点不尽相同。这种方法能避免不同的自贸试验区同质化竞争，使得不同区域错位发展。这也使得本区域的优势投资领域更突出，让外国投资者更青睐。
扩大服务业开放
不过，各地的自贸试验区依然还存在若干需要解决的问题。
毛艳华指出，中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与国际典型的自贸园区和自由港区的创新特征存在较大差异。中国自贸试验区所推动的政府职能转变仍没有摆脱原有的政府体制和行政架构的制度约束，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运转高效的机构设置和治理体系”仍有不少差距。贸易监管制度跟不上贸易主体业务创新的需求，尤其是保税港区的国际中转便利性与国际典型港口有很大差距。
“目前大量的制度创新可能还是程序化的、流程化的设计改进，这虽然有效，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但是它仍然没有摆脱设置高标准自由化的自贸园区的初衷。” 毛艳华说。
毛艳华所在的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近日还发布《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蓝皮书》。这份评估报告也指出，前两批自贸区改革被“复制推广”的改革经验往往流于碎片化、简单化和技术化，缺乏深度。
服务贸易方面，毛艳华认为，目前自贸区对服务业开放仍不足。一方面是负面清单仍然偏长，许多现代服务业部门仍未开放，形式与国际惯例不接轨；另一方面是外资审查方面还不完善，信用体系还未完全建立起来。
中国一直努力通过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以推动自贸试验区的开放。6月16日，中国公布了2017年版的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将2015年版的122项调减至95项。但毛艳华认为未来仍有缩减的空间。
前述中山大学报告还指出，不少自贸试验区片区属于新开发区，基础设施不够好，现有产业不够强，导致自贸区的干部将更多的工作偏向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方面，减少了制度创新方面的探索；自贸区较多专注于自身的要素集聚和招商引资任务，而较少关注区域协调发展和服务国家战略。
Graham Mather补充说，尽管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差异化策略能避免同质化竞争，但如不能处理好中国统一的开放框架和特定定位的关系，容易让投资者困惑，不了解自贸区某个片区的具体政策。
在中国自贸试验区3.0时代，这些问题都有待通过持续的改革创新加以解决。世界典型的自贸园区，正由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离岸业务、投资经营、金融创新等多领域多元化发展。这给中国的“自贸区”树立了榜样。
Graham Mather指出，中国自贸试验区需要进一步完善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明确政府的权责清单、责任清单，让政府的管理行政费用、涉企收费更清晰透明。同时，政府还需要修改或废除不合理的、阻碍跨部门协同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提振政府的行政效能。
“毫无疑问，这样的举措肯定会为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铺平了确定与可预测的道路。”他说。
毛艳华建议，中国自贸试验区的政策要为对标国际典型自贸园区提供支撑。例如，在保税港区或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设立“自由贸易港区”，海关一线真正放开，为市场主体创造“境内关外”的政策环境；设计离岸业务的和境外股权投资发展的税收制度等。
值得一提的是，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在论坛期间联合24家财经媒体，联合发布支持自贸试验区发展的倡议，为全球投资者深入了解中国自贸试验区政策提供交流传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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