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市场出清的过程，经济增长靠刺激，问题永远解决不了。”6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的2017年中期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发表了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观点。
徐忠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还没有进入一个新的周期。在人口红利、外部环境等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逐渐消失，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情况下，要想保持经济增长，应该进行市场出清。经济增长需要市场出清的过程，不能靠刺激。
以下是徐忠发言实录：
关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我主要谈两个问题。一是我们怎么看中国经济什么时候才能进入一个新的周期呢？拐点在哪里？这可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如果高杠杆率、生产率下降，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是缩小的。大家知道中国目前面临的情况是，我们从前的人口红利，外部环境等外来的改革红利已经消失了，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来源于哪里？我前一段时间发表文章就讲过市场周期与经济增长动力改革，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已经下降了，如果仍然要保持过高的增长，那方法就只有刺激，只有地方政府加杠杆，只有货币宽松，只有产生更多的泡沫，老百姓的财富能力下降。我想说的是其实很多人误读了凯恩斯的政策，凯恩斯的政策是只有在危机的时候，应该是一个短期的政策，而我们现在把这种刺激性的政策长期化，没有像哈耶克讲的那样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那些高杠杆的、那些僵尸企业为什么出不去？没有一个市场出清的过程，经济增长靠这种刺激，问题永远解决不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也有关系，那就是我们要重视中央跟地方的财务管理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大家都知道，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我们原来靠出口，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是正的，现在已经变成负的或者零，我们的消费增长贡献率逐步的上升，但是投资的贡献远远高于消费，投资的增速对增长波动的影响反而增强了。投资机构，随着制造业投资的持续下降，与央地关系十分明显的基建房地产投资已经成为经济波动的决定性因素。我们更多的还是依靠房地产和基建，这跟地方政府的财政直接关系，所以央地财政关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在这个时点上讲这个问题因为我看了两个文件：2017年5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的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规定》，第二是《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性的行为》，对政府投资基金，PPP、政府购买服务违法违规融资行为进行全覆盖，地方政府去杠杆以及规范融资行为。这样的两个文件影响不可低估，它实际上确定了短期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的因素。
回顾中央与地方的税制改革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分税制的实施，导致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成立融资平台在预算外举债，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循环，形成了财政问题金融化和财政风险金融化的现象。
中央政府出台政策约束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怎么让制度有弹性，反映各个地方的经济水平。有的地方债务风险明显的应该限制，但是有的地方有一定的加杠杆的空间，而且它有这样的能力做一些事情。在整个的过程中，稳增长和去杠杆动态平衡必须保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们要淡化GDP的目标，同时要建立一套机制防止地方政府乱作为，我们要建立一级税收权一级举债权，地方政府的财政要独立，要放松中央政府对债务额度的行政因素，彻底打开地方政府规范融资的正门。
另外我们要避免一放就乱，就要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债务信息的透明度，要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由地方人大决定，对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形成约束，所谓的政府破产仅仅是财政破产，而不是政府职能的破产，地方政府的破坏对政府的约束而不是对居民的惩罚。同时我们要借鉴财政联邦式加快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制度，具体的我不讲了，只有在完善中央跟地方的财政关系，给予地方政府的税政权，提高地方政府的收入支出的匹配度，才能避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才能解决地方政府金融和财政的交叉匹配。
徐忠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还没有进入一个新的周期。在人口红利、外部环境等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逐渐消失，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情况下，要想保持经济增长，应该进行市场出清。经济增长需要市场出清的过程，不能靠刺激。
以下是徐忠发言实录：
关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我主要谈两个问题。一是我们怎么看中国经济什么时候才能进入一个新的周期呢？拐点在哪里？这可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如果高杠杆率、生产率下降，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是缩小的。大家知道中国目前面临的情况是，我们从前的人口红利，外部环境等外来的改革红利已经消失了，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来源于哪里？我前一段时间发表文章就讲过市场周期与经济增长动力改革，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已经下降了，如果仍然要保持过高的增长，那方法就只有刺激，只有地方政府加杠杆，只有货币宽松，只有产生更多的泡沫，老百姓的财富能力下降。我想说的是其实很多人误读了凯恩斯的政策，凯恩斯的政策是只有在危机的时候，应该是一个短期的政策，而我们现在把这种刺激性的政策长期化，没有像哈耶克讲的那样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那些高杠杆的、那些僵尸企业为什么出不去？没有一个市场出清的过程，经济增长靠这种刺激，问题永远解决不了，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也有关系，那就是我们要重视中央跟地方的财务管理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大家都知道，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我们原来靠出口，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是正的，现在已经变成负的或者零，我们的消费增长贡献率逐步的上升，但是投资的贡献远远高于消费，投资的增速对增长波动的影响反而增强了。投资机构，随着制造业投资的持续下降，与央地关系十分明显的基建房地产投资已经成为经济波动的决定性因素。我们更多的还是依靠房地产和基建，这跟地方政府的财政直接关系，所以央地财政关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在这个时点上讲这个问题因为我看了两个文件：2017年5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的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规定》，第二是《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性的行为》，对政府投资基金，PPP、政府购买服务违法违规融资行为进行全覆盖，地方政府去杠杆以及规范融资行为。这样的两个文件影响不可低估，它实际上确定了短期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的因素。
回顾中央与地方的税制改革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分税制的实施，导致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成立融资平台在预算外举债，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循环，形成了财政问题金融化和财政风险金融化的现象。
中央政府出台政策约束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怎么让制度有弹性，反映各个地方的经济水平。有的地方债务风险明显的应该限制，但是有的地方有一定的加杠杆的空间，而且它有这样的能力做一些事情。在整个的过程中，稳增长和去杠杆动态平衡必须保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们要淡化GDP的目标，同时要建立一套机制防止地方政府乱作为，我们要建立一级税收权一级举债权，地方政府的财政要独立，要放松中央政府对债务额度的行政因素，彻底打开地方政府规范融资的正门。
另外我们要避免一放就乱，就要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债务信息的透明度，要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由地方人大决定，对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形成约束，所谓的政府破产仅仅是财政破产，而不是政府职能的破产，地方政府的破坏对政府的约束而不是对居民的惩罚。同时我们要借鉴财政联邦式加快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制度，具体的我不讲了，只有在完善中央跟地方的财政关系，给予地方政府的税政权，提高地方政府的收入支出的匹配度，才能避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才能解决地方政府金融和财政的交叉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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