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逆全球化是全球化周期变化的一个阶段

　　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协办的第五届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在京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逆全球化”现象，与会专家围绕“逆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影响及应对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全球化是有边界的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逆全球化”在本质上是全球化的下行期或全球化周期性过渡的缓冲期的表现，是属于全球化周期变化的一个阶段。

　　刘元春分析称，经济永远摆脱不了它的周期现象，全球化也是如此。第一，深度全球化必然带来一个冲突，就是内部收益分配的恶化以及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收入分配的恶化，从而带来综合性的全球化两极分化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内部国家里面可以通过再分配体系进行协调，但是在民族主权国家林立的世界经济体系里面缺少一种有效的协调方式，这就难以在全球化中从根本上阻止民族主义阶段性涌起的现象。第二，在市场拓展中需要大量的公共产品，需要进行制度调整，需要基础设施和各种规则变化，这种调整的成本以往都是由先导国家进行承担。在先导国家技术进步强烈时，来自分工和技术进步的收益足以弥补公共品的提供成本，这时候全球化会进展得很好。但是随着分工收益和技术进步收益的衰竭，就会遇到公共品的瓶颈。最后，推动全球化最原生的动力分工本身以及技术本身也有周期性。在技术进步的上行期和下行期都会产生全球化的不同形态。因此全球化本身是有边界的，并不是无止境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目前，我们是否正站在全球复苏和技术进步新起点上，要看技术周期是否进入新阶段，利益分配协调是否完成，提供全球公共品机制是否得到革命性创新。

　　“逆全球化”还形不成一个大趋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为，逆全球化有一定波折，短期调整会有，但还形不成大的趋势，不会有大的动荡。中国针对美国贸易政策要静观其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赵勇认为，美国解决贸易失衡、促进制造业部门就业、实现美国的再次强大看似是美国“逆全球化”策略的目标，但从内在经济逻辑来看，美国“逆全球化”的努力实际上无益于这些目标的实现。因此，美国政府对经济条件的判断和政策制定存在着出现偏差的可能。赵勇指出，美国逆全球化做法已构成事实上贸易战，对于美国经济而言，逆全球化战略实施的短期经济效果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战略实施过程中调整成本的分配以及不同国家承担调整成本的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冯俊新对历史上几次“逆全球化”过程进行对比。他指出历史上的“逆全球化”过程是核心经济体对外依存度下降导致的，但是核心经济体的不同做法使其最终结果有很大差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的“逆全球化”，英国和美国都采取建立贸易小圈子政策，并最终导致国际经济体系崩溃。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逆全球化”，美国通过进一步推动全球化使世界经济重新繁荣。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依存度的下降是中美对国际贸易依赖程度较低的大经济体所共同主导的，中美的经济政策走向是理解全球化未来走向的关键。

　　缓解出口拥挤现象应对“逆全球化”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孙浦阳教授则指出，“逆全球化”无论是微调还是逆转都不是偶然。“逆全球化”的背后是部分发达国家政策或者政治的不确定性。当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全球贸易就会迅速下降。当政策不确定性升高，进入这个国家的贸易企业出口数量就会迅速下滑。

　　在“逆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出口企业也面临挑战。这一方面是由于出口目的地市场的拥挤，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出口产品的拥挤。中国出口企业在目的地市场有非常严重的红海现象。这会导致过度与恶性竞争、对“逆全球化”的反应非常敏感。为此，我们必须在全球扩充更多的目的地市场，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出口有更丰富的选择空间。“一带一路”建设就提供了非常好的目的地，我们不用挤在欧美等几个国家，还有更多的目的地可以出口。此外，也要进一步提高竞争力，出口企业同样需要创新技术，尤其是产品方面的创新。总之，只有缓解中国的出口拥挤情况，才能更好地应对“逆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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