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协定》是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2016年4月22日在纽约签署的气候变化协定，旨在消减温室气体排放以控制全球变暖。奥巴马和习近平的努力是该协定得以通过的核心因素，截至2016年6月底包括中美在内共有178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该协定。但是特朗普认为该协定建立在伪命题的基础上，且限制了美国经济发展，因此在竞选期间就声称当选后会退出。2017年6月1日，他正式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包括国务卿在内的多位内阁成员都不支持特朗普的决定，他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也不支持他的决定，特斯拉CEO马斯克立即宣布退出总统顾问委员会（他曾因加入该委员会饱受批评）。讽刺性的是，匹兹堡市长佩杜托在推特上声明：“作为匹兹堡市长，我向你们保证，为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经济和未来，我们将遵循《巴黎协定》的指导原则。”
总统代表联邦政府宣布退出的国际协定，地方政府却可以继续遵守，这正是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本文解释了该特色的由来，两位作者认为：无论未来白宫持何种见解，美国仍有可能在全球低碳化过程中继续扮演领导角色。
美国大部分实用性政策都是由区域、州或城市领导推动的。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曾建议，如果当选总统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他将倡议全球市长联盟成员中的128位美国市长代表美国签署协定
地方政府才是决定性力量
除了更新部分法规和推出主要的政府补助以外，美国联邦政府在制定国家政策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起到的实际作用很小。从十年前建立全国碳定价系统的努力，到近期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希望正式立法将二氧化碳归为污染物，都不断受到党派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挑战，很难达成各方意见一致的联邦级战略。幸运的是，可再生能源投资和生产享受税收抵免，这一两党一致支持的政策基本不会在新政府上台后改变。
今年早些时候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64％的美国民众都在担心全球变暖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联邦政府层面鲜有作为，但美国各区域、州和城市纷纷开始行动以填补政策空白，解决不断增长的民众诉求。
加州无疑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行者。在加州，建筑和汽车能效方面的州立法一直不断拉动着联邦标准的提高。其他州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体现了其领导力，美国的首个碳交易市场于2009年在东北部的7个州开始对外交易，覆盖了当地发电厂的所有碳排放。纽约州作为碳交易体系的成员之一，除了实施碳定价机制外，还在过去的两年中建立了去管控化电力市场框架。
目前，全美已有29个州采用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旨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显著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西雅图、芝加哥和波士顿等城市已经开始执行全面的建筑规范及其实施方案，其中包括能效表现信息公开制度，不但确保了建筑节能，更能帮助私营市场发现何种技术能够确保它们实现颇具成本效益的能源节约。纽约市、科罗拉多州的柯林斯堡以及明尼苏达州等一批更积极的城市及各州更是推出了在本世纪中叶完成低碳或零碳发展的综合发展路线图。美国风力发电量最多的三个州——得克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以及爱荷华州——虽然都是特朗普最保守的支持阵地，但它们同时也是清洁能源经济的切实受益者。
美国已有29个州采用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
因此，虽然奥巴马在其第二任期内为美国在气候治理上展现出了领导力，尤其是他与中国领导人合作为巴黎协定的达成奠定坚实基础的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但美国大部分实用性政策都是由区域、州或城市在地方层面领导推动的。基于这一观察，纽约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强烈建议，如果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他将倡议全球市长联盟成员中的128位美国市长代表美国签署协定。在一系列总统选举风波和其他诸多干扰因素退去之后，这一声明对于美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立场做出了重要的政治支持。但政治因素并不是我们预测美国将继续行使应对气候变化领袖职责的最主要原因。
清洁能源有经济效益做保证
美国在国内和全球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真正动力来源是能效和清洁能源所带来的不断快速增长的经济效益。在美国，清洁能源和能效的成本效益正越发显现出来，这已经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美国传统能源系统现有或未来可预见的经济指标持平。其中，迅速下降的成本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是最重要的推动力。
例如，过去五年中，美国LED照明、太阳能发电装置和电动汽车用锂离子电池组的交货成本分别骤降70％、65％和50％，而且这种趋势在今后五年中仍将继续。这些重大变化还伴随着从风力涡轮到电机效率等各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再加上与先进信息技术的整合，进一步扩大了相关产品、服务的竞争市场。
对价格极其敏感的各大企业纷纷开始直购可再生能源电力，这一市场行为是可再生能源在美国不断发展的具体表现之一。2010年至2012年间，只有谷歌一家企业购买了可再生能源电力，年均采购量为110兆瓦左右。随着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价格的持续下降，可再生能源的节约潜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制定新的策略，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截至2015年，共有18家企业总计购买了3200兆瓦装机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规模三年内增长了30倍。随着成本不断下降以及企业直接以购电协议方式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能力不断增强，这些数字将继续增长。
美国的可再生能源企业直购市场三年增长了30倍
除了所有行业都能够通过更可靠、更清洁的能源获得节约机会之外，活力十足的低碳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近年来，美国出现的一些创新商业模式能够使住宅房屋业主利用贷款租用屋顶太阳能发电设施，并通过电费账单节约量来偿还贷款，这意味着用户能够在没有前期费用负担的情况下即刻降低每月用电账单。购买智能恒温器的消费者能够在外出时更高效地控制家中的制热与空调系统，从而降低用能成本。而当大量此类用户都接入电力公司的控制系统后，就能够提供大量空闲容量来平衡电网负荷。这种弹性资源完全转变了电力公司对电网投资的传统思维。
此外，交通出行领域正酝酿着最大的市场变革：在电气化、车辆共享和自动驾驶技术的共同影响下，单位距离出行成本会降至当前水平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仅美国市场就蕴藏着每年1万亿美元的市场机遇。这种惊人的市场潜力已经吸引了诸如谷歌、苹果等科技公司进军交通出行行业，推动Uber和Lyft等企业制定雄心勃勃的发展规划，并驱使传统汽车制造商纷纷积极地制定互联互通、自动驾驶、分享型及电动汽车发展策略，从而在未来市场中保持竞争力。
正是这种对美国和全球各地不断涌现的商业机遇的追逐，使得包括杜邦、易趣、惠普、英特尔、星巴克等超过300家企业联名致信当选总统特朗普，敦促其支持美国对巴黎协定的承诺。
基于技术创新以及传统能效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彭博新能源财经的报告指出，2015年全球清洁能源吸引投资总额达到了创纪录的3290亿美元，超过了全球同期在石油天然气产业的3210亿美元投资总额。此外，我们也看到英国石油、道达尔和壳牌等传统石油公司也在加速其可再生能源业务的发展。壳牌石油CEO范伯登更是公开表示他“毫不怀疑地预测在今后数年内，太阳能会成为世界能源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支柱能源”。
即便特朗普想重用高碳燃料，可供选择的回头路也很难走。密歇根州底特律市DTE能源公司的前身曾是托马斯·爱迪生在19世纪末成立的最早的电力公司之一。凭借着美国中西部丰富的煤炭资源，这家电力公司一直以来依赖煤炭发电。但由于电厂设备老化，天然气经济优势凸显，以及用户对可再生能源的偏好都使得DTE能源公司不得不关闭10座煤电厂，占其所有发电设施的一大部分。公司首席执行官Gerry Anderson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无论特朗普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这些煤电厂都将退役。如今我所认识的任何美国人都不会再去建造一座煤电厂。”
在过去的几周里，特斯拉和太阳城的股东们投票批准两家公司合并，这也许是市场前景转变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两家公司合并后，将能够直接向用户提供全套的清洁电力和出行服务解决方案，其估值达到了340亿美元。这两家上市时间均不足十年的公司如今是集能源、信息技术和分享经济于一体的创新模范。
中美联合的基础仍在
既反对创新又反对利润率高的商机断然不是美国人的行事方式，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一致认为市场亟需低碳发展的解决方案。
考虑到竞选期间的承诺，这些现状会将特朗普置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毕竟清洁能源产业在就业方面已成为美国目前增长最迅速的产业之一，同时当前太阳能产业提供的工作岗位与上世纪80年代煤矿产业全盛时期也不相上下。因此，虽然新政府试图撤出联合国气候变化进程或废除国内清洁电力计划，但很难相信美国清洁能源产业在全球大势所趋的背景下会袖手旁观，拱手放弃提供地方和全球利益相关方都亟需的解决方案。
而在这样的美国国内环境下，中国是美国关键的政治合作方与贸易伙伴。奥巴马政府与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领域达成了历史性的一致，通过激励双方以气候行动领袖的身份多作贡献，共同努力克服全球共同的挑战。
特朗普在气候政策上持有左右摇摆的态度，他可能不会像他的前任一样立场坚定，但他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巨大的经济发展机遇。正因为此，一旦了解了事实情况，我们希望他的管理方式会与国家利益以及未来发展相一致，相对于竞选期间的说辞，他将会理解到这些对环境有利的做法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而这也是中美两国达成全新合作关系，引领未来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的基础所在。
包括国务卿在内的多位内阁成员都不支持特朗普的决定，他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也不支持他的决定，特斯拉CEO马斯克立即宣布退出总统顾问委员会（他曾因加入该委员会饱受批评）。讽刺性的是，匹兹堡市长佩杜托在推特上声明：“作为匹兹堡市长，我向你们保证，为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经济和未来，我们将遵循《巴黎协定》的指导原则。”
总统代表联邦政府宣布退出的国际协定，地方政府却可以继续遵守，这正是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本文解释了该特色的由来，两位作者认为：无论未来白宫持何种见解，美国仍有可能在全球低碳化过程中继续扮演领导角色。
美国大部分实用性政策都是由区域、州或城市领导推动的。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曾建议，如果当选总统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他将倡议全球市长联盟成员中的128位美国市长代表美国签署协定
地方政府才是决定性力量
除了更新部分法规和推出主要的政府补助以外，美国联邦政府在制定国家政策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起到的实际作用很小。从十年前建立全国碳定价系统的努力，到近期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希望正式立法将二氧化碳归为污染物，都不断受到党派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挑战，很难达成各方意见一致的联邦级战略。幸运的是，可再生能源投资和生产享受税收抵免，这一两党一致支持的政策基本不会在新政府上台后改变。
今年早些时候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64％的美国民众都在担心全球变暖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联邦政府层面鲜有作为，但美国各区域、州和城市纷纷开始行动以填补政策空白，解决不断增长的民众诉求。
加州无疑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行者。在加州，建筑和汽车能效方面的州立法一直不断拉动着联邦标准的提高。其他州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体现了其领导力，美国的首个碳交易市场于2009年在东北部的7个州开始对外交易，覆盖了当地发电厂的所有碳排放。纽约州作为碳交易体系的成员之一，除了实施碳定价机制外，还在过去的两年中建立了去管控化电力市场框架。
目前，全美已有29个州采用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旨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显著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西雅图、芝加哥和波士顿等城市已经开始执行全面的建筑规范及其实施方案，其中包括能效表现信息公开制度，不但确保了建筑节能，更能帮助私营市场发现何种技术能够确保它们实现颇具成本效益的能源节约。纽约市、科罗拉多州的柯林斯堡以及明尼苏达州等一批更积极的城市及各州更是推出了在本世纪中叶完成低碳或零碳发展的综合发展路线图。美国风力发电量最多的三个州——得克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以及爱荷华州——虽然都是特朗普最保守的支持阵地，但它们同时也是清洁能源经济的切实受益者。
美国已有29个州采用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
因此，虽然奥巴马在其第二任期内为美国在气候治理上展现出了领导力，尤其是他与中国领导人合作为巴黎协定的达成奠定坚实基础的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但美国大部分实用性政策都是由区域、州或城市在地方层面领导推动的。基于这一观察，纽约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强烈建议，如果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他将倡议全球市长联盟成员中的128位美国市长代表美国签署协定。在一系列总统选举风波和其他诸多干扰因素退去之后，这一声明对于美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立场做出了重要的政治支持。但政治因素并不是我们预测美国将继续行使应对气候变化领袖职责的最主要原因。
清洁能源有经济效益做保证
美国在国内和全球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真正动力来源是能效和清洁能源所带来的不断快速增长的经济效益。在美国，清洁能源和能效的成本效益正越发显现出来，这已经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美国传统能源系统现有或未来可预见的经济指标持平。其中，迅速下降的成本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是最重要的推动力。
例如，过去五年中，美国LED照明、太阳能发电装置和电动汽车用锂离子电池组的交货成本分别骤降70％、65％和50％，而且这种趋势在今后五年中仍将继续。这些重大变化还伴随着从风力涡轮到电机效率等各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再加上与先进信息技术的整合，进一步扩大了相关产品、服务的竞争市场。
对价格极其敏感的各大企业纷纷开始直购可再生能源电力，这一市场行为是可再生能源在美国不断发展的具体表现之一。2010年至2012年间，只有谷歌一家企业购买了可再生能源电力，年均采购量为110兆瓦左右。随着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价格的持续下降，可再生能源的节约潜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制定新的策略，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截至2015年，共有18家企业总计购买了3200兆瓦装机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规模三年内增长了30倍。随着成本不断下降以及企业直接以购电协议方式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能力不断增强，这些数字将继续增长。
美国的可再生能源企业直购市场三年增长了30倍
除了所有行业都能够通过更可靠、更清洁的能源获得节约机会之外，活力十足的低碳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近年来，美国出现的一些创新商业模式能够使住宅房屋业主利用贷款租用屋顶太阳能发电设施，并通过电费账单节约量来偿还贷款，这意味着用户能够在没有前期费用负担的情况下即刻降低每月用电账单。购买智能恒温器的消费者能够在外出时更高效地控制家中的制热与空调系统，从而降低用能成本。而当大量此类用户都接入电力公司的控制系统后，就能够提供大量空闲容量来平衡电网负荷。这种弹性资源完全转变了电力公司对电网投资的传统思维。
此外，交通出行领域正酝酿着最大的市场变革：在电气化、车辆共享和自动驾驶技术的共同影响下，单位距离出行成本会降至当前水平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仅美国市场就蕴藏着每年1万亿美元的市场机遇。这种惊人的市场潜力已经吸引了诸如谷歌、苹果等科技公司进军交通出行行业，推动Uber和Lyft等企业制定雄心勃勃的发展规划，并驱使传统汽车制造商纷纷积极地制定互联互通、自动驾驶、分享型及电动汽车发展策略，从而在未来市场中保持竞争力。
正是这种对美国和全球各地不断涌现的商业机遇的追逐，使得包括杜邦、易趣、惠普、英特尔、星巴克等超过300家企业联名致信当选总统特朗普，敦促其支持美国对巴黎协定的承诺。
基于技术创新以及传统能效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彭博新能源财经的报告指出，2015年全球清洁能源吸引投资总额达到了创纪录的3290亿美元，超过了全球同期在石油天然气产业的3210亿美元投资总额。此外，我们也看到英国石油、道达尔和壳牌等传统石油公司也在加速其可再生能源业务的发展。壳牌石油CEO范伯登更是公开表示他“毫不怀疑地预测在今后数年内，太阳能会成为世界能源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支柱能源”。
即便特朗普想重用高碳燃料，可供选择的回头路也很难走。密歇根州底特律市DTE能源公司的前身曾是托马斯·爱迪生在19世纪末成立的最早的电力公司之一。凭借着美国中西部丰富的煤炭资源，这家电力公司一直以来依赖煤炭发电。但由于电厂设备老化，天然气经济优势凸显，以及用户对可再生能源的偏好都使得DTE能源公司不得不关闭10座煤电厂，占其所有发电设施的一大部分。公司首席执行官Gerry Anderson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无论特朗普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这些煤电厂都将退役。如今我所认识的任何美国人都不会再去建造一座煤电厂。”
在过去的几周里，特斯拉和太阳城的股东们投票批准两家公司合并，这也许是市场前景转变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两家公司合并后，将能够直接向用户提供全套的清洁电力和出行服务解决方案，其估值达到了340亿美元。这两家上市时间均不足十年的公司如今是集能源、信息技术和分享经济于一体的创新模范。
中美联合的基础仍在
既反对创新又反对利润率高的商机断然不是美国人的行事方式，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一致认为市场亟需低碳发展的解决方案。
考虑到竞选期间的承诺，这些现状会将特朗普置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毕竟清洁能源产业在就业方面已成为美国目前增长最迅速的产业之一，同时当前太阳能产业提供的工作岗位与上世纪80年代煤矿产业全盛时期也不相上下。因此，虽然新政府试图撤出联合国气候变化进程或废除国内清洁电力计划，但很难相信美国清洁能源产业在全球大势所趋的背景下会袖手旁观，拱手放弃提供地方和全球利益相关方都亟需的解决方案。
而在这样的美国国内环境下，中国是美国关键的政治合作方与贸易伙伴。奥巴马政府与中国政府在气候变化领域达成了历史性的一致，通过激励双方以气候行动领袖的身份多作贡献，共同努力克服全球共同的挑战。
特朗普在气候政策上持有左右摇摆的态度，他可能不会像他的前任一样立场坚定，但他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巨大的经济发展机遇。正因为此，一旦了解了事实情况，我们希望他的管理方式会与国家利益以及未来发展相一致，相对于竞选期间的说辞，他将会理解到这些对环境有利的做法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而这也是中美两国达成全新合作关系，引领未来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的基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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