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处阶段来看，科创之城深圳需要借力香港在国际化方面更进一步；而被观察人士称为“科创潜力远未充分发挥”的香港，明确提出“再工业化”，深圳的产业化优势及其背后的广阔市场，是香港可借助的力量。
5月中旬，深圳的一场“深港合作圆桌会议”上，能容纳百余人的讲堂座无虚席。
香港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在致辞时表示，这次会议的桌子并非全圆，而是半圆，它更有开放的特点。而“开放”，正是他给深港两地合作总结的主基调。
在香港即将迎来回归20周年的时点，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和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如何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深化合作，成为两地备受关注的话题。
从所处阶段来看，科创之城深圳需要借力香港在国际化方面更进一步；而被观察人士称为“科创潜力远未充分发挥”的香港，明确提出“再工业化”，深圳的产业化优势及其背后的广阔市场，是香港可借助的力量。
放在规划中的粤港澳大湾区的范畴下，深港两地的GDP之和约占珠三角9个城市以及香港、澳门总和的45%。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深圳企业家马化腾提出“科技湾区”的建议，他表示，旧金山湾区被誉为美国硅谷的摇篮，粤港澳大湾区有望成为“中国硅谷”的摇篮。
深圳“补短板”与香港“再工业化”
2016年底，香港规划署发布的一项《北往南来2015》调查统计显示，2015年，深港两地跨界上班的人数高达47600人。
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阁看来，即使是在全球范围内，也没有两个城市像深港这样，跨境成为常态，两地居民的活动半径也彼此覆盖。
现如今，深圳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创新城市。2016年，深圳的新兴产业增加值合计7847.72亿元，同比增长10.6%，占GDP的比重达到40.3%；PCT国际专利申请接近2万件，约占全国的47%。
另一方面，深圳的科技“短板”也正日益突显。2017年深圳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便是基础研究机构较少，创新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不足，难以满足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建设需要。
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近年来也在科创领域动作频频。2015年，香港成立创新及科技局；2016年，在年度施政报告中香港提出，“再工业化”将有潜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为此提出预留20亿元港币，由创新及科技局以投资收入资助高等院校的中游及应用研究；预留20亿元港币成立创科创投基金；预留5亿元港币成立创科生活基金等。
在上述深港合作圆桌论坛上，杨伟雄介绍，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香港的科创环境日趋完善，世界顶级创科机构相继落户。
2016年6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香港成立首个海外创新中心，2016年10月瑞典卡罗琳医学院首个海外分支在香港开幕；此外，红杉资本牵头成立“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提供资金支持早期探索和天使阶段的项目，阿里巴巴也启动了10亿港元的“香港创业者基金”。
深港“1+1>2”
从深港的科技成绩及未来布局重点来看，两地的互补特性与合作路径呼之欲出。
拥有硬件优势、长于产业化的深圳，正在谋求走向基础研究和国际市场；而高度开放且拥有发达的高等教育、高端人才的香港，则在寻求产业落地机会。
张玉阁认为，深圳应该推动实体企业进入香港，借香港国际化的环境提高发展水平，拓展市场，探索“深港+N”的模式。
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当前深圳有一些高科技公司与国际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关联，这种关联往往以香港作为“跳板”。
在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邓盛华看来，香港的科研潜力远未被挖掘出来，包括它的科研素养、科研转换能力、资金、资本市场，它唯一缺的只是制造和生产环节。
“就好比99度的水，还只差一点火候就能沸腾。香港与深圳相结合，能够发挥出‘1+1>2’的效应。”邓盛华说。
但两地的合作如何促进要素尤其是科技人才的流动，成为各界人士的重要关注点。
马化腾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未来政府可以考虑采取类似高科技人才绿卡的制度，让优秀人才在深圳香港等多地更加自由地流动。
深圳市发改委区域规划处处长卢文彬也在不久前表示，两地科技合作的突破，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人的突破。深圳提出探索立法制度，让外籍、港澳人才在深圳无障碍地生活，包括把港澳人士在深圳经商办企业的一些细枝末节的阻碍消除掉。
今年年初，搁置了数十年之久的河套地区开发尘埃落定，让两地政经界人士精神为之一振。
早在1997年，深港两地共同治理深圳河，就有了占地87平方公里的河套地区，但关于如何开发一直争议不断。最新签署的备忘录，摆脱了早期加工区及贸易平台的低层次合作模式设想，将河套定位于“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这也恰与“科技湾区”的构想遥相呼应。
具体而言，河套地区适用香港特区法律和土地行政制度，但由深港两地共同打造创新基地。邓盛华告诉记者，简单计算，如果容积率（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率）以5来计，河套大约容纳得下上万家科技企业。
可以预期的是，因为适用香港法律，地理位置又紧邻深圳，河套地区将更好地融合两地的科技要素，既调动香港的研发优势，又与深圳的产业化形成快速的连接。合作备忘录明确提出，港方同意采取有效的措施，为双方认可的深方人员提供便利的出入境安排。
杨伟雄表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会是香港历来最大的科创平台，将吸引大量香港、内地以及国际范围顶尖的科研机构和企业进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发展的超级航母。
对标硅谷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深港合作不仅仅关乎两地的发展，也被寄予了更高层次的期待。
中国源头创新百人会秘书长周路明曾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国际范围内，出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创新领域高度互补的局面，如果能用一种方式把海外源头创新技术和中国需求端进行有效连接，形成国际协同创新的新棋局，中国将以新的创造性角色参与其中。
在周路明看来，深港合作恰恰可以扮演这样一种连接的角色。
张玉阁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假如把深港两地的科技创新整合起来，最可能看齐的是旧金山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最早的提议者、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对标旧金山湾区的“香港湾区”概念；而深圳，近年来也屡屡将硅谷作为参照系。
但张玉阁告诉记者，与硅谷相比，深港两地的跨国科技企业的数量仍然十分有限，创新成果也仍有很大的差距。
差距的一大原因，是全球长期存在技术代差的背景下，中国的科技发展路径更多遵循的是“拿来主义”。
今年，经济学家周其仁在深圳的几次演讲中都提到“创新的两条路径”，一条是从产品往上，另一条则是从原理往下。
他总结，中国以前大部分的创新活动，是从产品往上整合技术，再追溯原理；但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从原理出发的创新企业，从论文出发，开发产品，走向市场。
“一定要上下路都打通。中国人讲究打通经脉，才能练就上乘的武功。”周其仁指出。
对于深港而言，合作的前景之一也将是“打通上下路”，尤其是强化源头创新之路，这也是中国的科技创新跨越追随阶段，真正从“跟跑”转向“领跑”的关键。
这其中，高校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很多青年人从香港到深圳创业，大疆的汪滔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充分利用香港科技创新的优势，并且让创新在深圳开花结果。
邓盛华告诉记者，香港的高校在国际前沿科技研究方面本身就有足够的竞争力，另外它们可以利用开放的特点，充当窗口，引进世界范围内的先进资讯、技术，整合资源与人才。
深圳社科院副院长陈少兵也曾指出，“讲到橡胶轮胎产业我们会想到阿克伦大学，硅谷常与斯坦福大学相联系。中国的高校老师也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为产业服务。深港两地的科技资源如果能有效整合起来，这里将会成为全球的科技中心。”
5月中旬，深圳的一场“深港合作圆桌会议”上，能容纳百余人的讲堂座无虚席。
香港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在致辞时表示，这次会议的桌子并非全圆，而是半圆，它更有开放的特点。而“开放”，正是他给深港两地合作总结的主基调。
在香港即将迎来回归20周年的时点，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和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如何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深化合作，成为两地备受关注的话题。
从所处阶段来看，科创之城深圳需要借力香港在国际化方面更进一步；而被观察人士称为“科创潜力远未充分发挥”的香港，明确提出“再工业化”，深圳的产业化优势及其背后的广阔市场，是香港可借助的力量。
放在规划中的粤港澳大湾区的范畴下，深港两地的GDP之和约占珠三角9个城市以及香港、澳门总和的45%。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深圳企业家马化腾提出“科技湾区”的建议，他表示，旧金山湾区被誉为美国硅谷的摇篮，粤港澳大湾区有望成为“中国硅谷”的摇篮。
深圳“补短板”与香港“再工业化”
2016年底，香港规划署发布的一项《北往南来2015》调查统计显示，2015年，深港两地跨界上班的人数高达47600人。
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阁看来，即使是在全球范围内，也没有两个城市像深港这样，跨境成为常态，两地居民的活动半径也彼此覆盖。
现如今，深圳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创新城市。2016年，深圳的新兴产业增加值合计7847.72亿元，同比增长10.6%，占GDP的比重达到40.3%；PCT国际专利申请接近2万件，约占全国的47%。
另一方面，深圳的科技“短板”也正日益突显。2017年深圳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便是基础研究机构较少，创新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不足，难以满足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建设需要。
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近年来也在科创领域动作频频。2015年，香港成立创新及科技局；2016年，在年度施政报告中香港提出，“再工业化”将有潜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为此提出预留20亿元港币，由创新及科技局以投资收入资助高等院校的中游及应用研究；预留20亿元港币成立创科创投基金；预留5亿元港币成立创科生活基金等。
在上述深港合作圆桌论坛上，杨伟雄介绍，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香港的科创环境日趋完善，世界顶级创科机构相继落户。
2016年6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香港成立首个海外创新中心，2016年10月瑞典卡罗琳医学院首个海外分支在香港开幕；此外，红杉资本牵头成立“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提供资金支持早期探索和天使阶段的项目，阿里巴巴也启动了10亿港元的“香港创业者基金”。
深港“1+1>2”
从深港的科技成绩及未来布局重点来看，两地的互补特性与合作路径呼之欲出。
拥有硬件优势、长于产业化的深圳，正在谋求走向基础研究和国际市场；而高度开放且拥有发达的高等教育、高端人才的香港，则在寻求产业落地机会。
张玉阁认为，深圳应该推动实体企业进入香港，借香港国际化的环境提高发展水平，拓展市场，探索“深港+N”的模式。
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当前深圳有一些高科技公司与国际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关联，这种关联往往以香港作为“跳板”。
在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邓盛华看来，香港的科研潜力远未被挖掘出来，包括它的科研素养、科研转换能力、资金、资本市场，它唯一缺的只是制造和生产环节。
“就好比99度的水，还只差一点火候就能沸腾。香港与深圳相结合，能够发挥出‘1+1>2’的效应。”邓盛华说。
但两地的合作如何促进要素尤其是科技人才的流动，成为各界人士的重要关注点。
马化腾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未来政府可以考虑采取类似高科技人才绿卡的制度，让优秀人才在深圳香港等多地更加自由地流动。
深圳市发改委区域规划处处长卢文彬也在不久前表示，两地科技合作的突破，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人的突破。深圳提出探索立法制度，让外籍、港澳人才在深圳无障碍地生活，包括把港澳人士在深圳经商办企业的一些细枝末节的阻碍消除掉。
今年年初，搁置了数十年之久的河套地区开发尘埃落定，让两地政经界人士精神为之一振。
早在1997年，深港两地共同治理深圳河，就有了占地87平方公里的河套地区，但关于如何开发一直争议不断。最新签署的备忘录，摆脱了早期加工区及贸易平台的低层次合作模式设想，将河套定位于“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这也恰与“科技湾区”的构想遥相呼应。
具体而言，河套地区适用香港特区法律和土地行政制度，但由深港两地共同打造创新基地。邓盛华告诉记者，简单计算，如果容积率（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率）以5来计，河套大约容纳得下上万家科技企业。
可以预期的是，因为适用香港法律，地理位置又紧邻深圳，河套地区将更好地融合两地的科技要素，既调动香港的研发优势，又与深圳的产业化形成快速的连接。合作备忘录明确提出，港方同意采取有效的措施，为双方认可的深方人员提供便利的出入境安排。
杨伟雄表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会是香港历来最大的科创平台，将吸引大量香港、内地以及国际范围顶尖的科研机构和企业进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发展的超级航母。
对标硅谷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深港合作不仅仅关乎两地的发展，也被寄予了更高层次的期待。
中国源头创新百人会秘书长周路明曾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国际范围内，出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创新领域高度互补的局面，如果能用一种方式把海外源头创新技术和中国需求端进行有效连接，形成国际协同创新的新棋局，中国将以新的创造性角色参与其中。
在周路明看来，深港合作恰恰可以扮演这样一种连接的角色。
张玉阁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假如把深港两地的科技创新整合起来，最可能看齐的是旧金山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最早的提议者、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对标旧金山湾区的“香港湾区”概念；而深圳，近年来也屡屡将硅谷作为参照系。
但张玉阁告诉记者，与硅谷相比，深港两地的跨国科技企业的数量仍然十分有限，创新成果也仍有很大的差距。
差距的一大原因，是全球长期存在技术代差的背景下，中国的科技发展路径更多遵循的是“拿来主义”。
今年，经济学家周其仁在深圳的几次演讲中都提到“创新的两条路径”，一条是从产品往上，另一条则是从原理往下。
他总结，中国以前大部分的创新活动，是从产品往上整合技术，再追溯原理；但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从原理出发的创新企业，从论文出发，开发产品，走向市场。
“一定要上下路都打通。中国人讲究打通经脉，才能练就上乘的武功。”周其仁指出。
对于深港而言，合作的前景之一也将是“打通上下路”，尤其是强化源头创新之路，这也是中国的科技创新跨越追随阶段，真正从“跟跑”转向“领跑”的关键。
这其中，高校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很多青年人从香港到深圳创业，大疆的汪滔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充分利用香港科技创新的优势，并且让创新在深圳开花结果。
邓盛华告诉记者，香港的高校在国际前沿科技研究方面本身就有足够的竞争力，另外它们可以利用开放的特点，充当窗口，引进世界范围内的先进资讯、技术，整合资源与人才。
深圳社科院副院长陈少兵也曾指出，“讲到橡胶轮胎产业我们会想到阿克伦大学，硅谷常与斯坦福大学相联系。中国的高校老师也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为产业服务。深港两地的科技资源如果能有效整合起来，这里将会成为全球的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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