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峥：金融机构激励过度是“害”不是“爱”

　　近年来，理财私售、票据掉包、债券代持、资金挪用、账外经营等金融案件频发，社会负面影响恶劣，引发了广泛关注。虽然这些金融违法违规案件的发生，一定程度与制度本身的漏洞有密切关系，但不可否认，过去一段时间金融机构激励过度的文化，客观上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鼓励了经营层的道德风险，造成金融机构内控牵制机制失去了应有的风险防控作用，值得高度关注。

　　金融机构经营具有强外部性。无论是各国金融监管当局，还是金融机构自身，内在需要将稳健性作为金融机构经营的基石。这些年来，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建立了相对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以及从业人员收入分配与贡献挂钩的激励机制。但在这个过程中，受市场竞争驱使和个体回报最大化驱动，部分金融机构经营偏离了稳健合规的轨道，经营风格趋向激进。只要观察这些年金融机构经营规模变化，不难发现追求规模扩张已经自觉或不自觉成为金融机构经营的目标。正因为金融机构过度看重规模回报，就很难将其中的经营合规环节完全落实到位。明星支行行长的幻灭，从某种角度上说是激励过度文化的副产品。而奖金与业绩高度挂钩，业务风险却滞后，导致经营管理层短期行为极为显著。在实务中，业务部门往往拥有较大发言权，风控被认为是“拖后腿”部门，难以有效发挥制衡和风险防控作用。应该看到，我国金融违法违规相关的法律大多制定于上世纪末，适用处罚的情况已经明显落后于金融创新与实务的发展，且处罚金额与违法违规所得相比明显不适应。金融违法违规成本整体偏低，客观上也鼓励了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当前金融机构人才流动频繁，奖金兑现后跳槽现象层出不穷，容易诱发短期冒险行为。因此，监管套利盛行，各种违法违规案件层出不穷，金融乱象丛生，一定程度与金融机构过度的激励文化有密切关系。

　　“铁账、铁款、铁算盘”是过去票号传承的文化信仰，也对构建、夯实金融业稳健经营文化有诸多启迪。文化建设，并非朝夕之功，金融业稳健经营文化的塑造同样如此。

　　首先要健全完善金融法律法规。法律对行为具备指导与预测作用。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可以有效引导金融从业人员行为，促进稳健经营文化的形成。目前看，一方面我国金融法律法规不适应金融业务发展演变的需要，诸如金融市场广为运用的受益权和收益权，却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界定和规范；另一方面，我国金融违法违规成本太轻，达不到震慑犯罪分子的需要。很多处罚依据在上世纪出台或修订，金融违法处罚的金额与违规所获收益不对等，也是不少金融从业人员敢于“以身试法”的原因之一。在金融法制建设上，有必要统筹现行“一行三会”法制建设工作，既要考虑金融业发展演进需要，具备一定前瞻性，又要与当前一段时间的金融实务相适应，加强有效配合，做好协调，适应新时期金融业发展需要。有必要重新审视上世纪出台的《金融机构违法行为处理办法》，根据各金融子领域的违法行为及其危害性，坚持从严处罚原则，大幅提高行政处罚力度；修订相关条款，删除不符合现场的条款，补充新型违法行为的处罚条款，努力使完善后的《金融机构违法行为处理办法》能够适应金融业发展新常态的需要。

　　二是强化有效金融监管。在金融市场巨大暴利的诱惑前，特别是市场上投机氛围浓郁的情况下，监管当局的“窗口指导”往往不能达到让不规矩经营分子收敛的效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大行政处罚，让金融违法分子承担刑事后果，是强化金融市场正本清源的重要保障。当前，一场以整治乱象、防控风险为主旨的监管风暴正席卷我国金融业。金融监管部门不仅加大了对违规机构的处罚力度，处罚节奏也明显加快，同时全力补足监管短板、提升监管效能，势必有效震慑不法、不守规分子。

　　三是金融机构内部激励与约束相平衡。激励与约束机制，既是金融从业人员行为导向指挥棒，也是金融业务规模与扩张调节平衡器。目前看，针对经营管理层的激励约束机制还不健全，激励过度，约束不强，由此形成重业务轻风险的经营导向，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基层经营机构的道德风险，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加速风险聚集。因此，要推进公司治理建设，优化股东结构，重塑金融业风险收益平衡的经营导向，完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明显提高风险指标在业绩考核中比重，大幅增加绩效延期支付比例，强化金融风险防控，抵制主动监管套利行为，严厉处罚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四是建立金融从业人员诚信档案。频繁的跳槽行为，事后追责机制难以落地，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冒险违规行为。可考虑在“一行三会一局”金融监管协调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金融从业人员诚信档案，既包括金融管理与监管人员，也包括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记录每一个金融从业人员在金融业履职过程中受到的各种行政处分、行政处罚及刑事处罚记录，允许金融机构招聘时查询个人在过往金融机构的行为记录，也允许金融机构在事后追责时将相关的处分补录相关诚信档案，减少个人失信行为，进而减少违规经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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