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进行首次会面。本次会面意义重大，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认为，本次“习特会”不会亦不必过度关注国际贸易等敏感领域。新时期，两国领导人必须要尽快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才能为发展中美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此前提下，中方应调整以经济为重心的谈判策略，同时在确定合作领域、创新双边对话机制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针对本次中美领导人会晤，许多观点认为中美间的贸易问题是主要焦点。早在竞选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多次表示要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额外关税，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并增加国内就业。特朗普当选后，中美两国学界和商界一直担忧会出现贸易战。我们认为，无论贸易问题如何处理，都不会是本次两国领导人会谈的重点。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贸易战的成本有多大，而在于贸易战实质上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就美国来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资本密集型产品占大多数，减少来自中国的逆差并不意味着国内就业的增加。2016年，美国全年对外贸易逆差约为5000亿美元。其中，约3470亿美元的逆差来自中国，占比近70%，且主要集中在三类产品上：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和杂项物品。但细分数据显示，这些商品中约60%是办公机械、电信装置等资本密集型商品，衣服、鞋靴、箱包等典型劳动密集型商品导致的贸易逆差占比还不到四分之一。因此，即便美国真能减少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对国内就业也不会有明显效果。美国贸易逆差的本质是国内消费需求旺盛。即使用征收关税的方式减少来自中国的进口和逆差，美国国内对这部分对商品的需求并没有变化，减少的逆差也会被来自其他国家的逆差补上。况且，一旦美国发起贸易战，本国经济也会受到巨大冲击，当前表现良好的复苏势头或许会因此中止，通胀压力也会加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国内问题非但不会缓解，反而还会恶化。
就中国来说，“以牙还牙”的坚定立场或许能从战略上喝退美国，但实际可以采取的应对策略大多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2016年底，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曾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在学界和政界中产生较大影响。在报告中，PIIE设想了三种程度不同的贸易战以及中国可能采取的策略。但是，无论是何种情况，中国的策略都会对自己也带来较大的冲击。以抛售美国国债为例。一旦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全球资本市场就会出现大量的避险需求，随之增加的就是对美国国债的需求。此时中国若选择抛售美国国债，非但很难压低美国国债价格，反而放弃了因美国国债价格上涨而可能带来的收益。当前，中国正处在国内改革的关键时期，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才是对中国最有利的策略。
综上，对中美两国而言，贸易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更不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在缺乏充分沟通的情况下，贸易问题不应也不必成为中美领导人会晤的重点。当然，“习特会”一定会谈及贸易领域，只不过对双方都有利的结果就是“只谈共同原则，不提具体策略”，从而为今后两国在相关领域展开全面磋商提供必要的铺垫。
聚焦共同利益，务虚胜于务实
美国是全球经济最大的存量国，中国是全球经济最大的增量国，经过几十年的经贸往来，中美两国在经济层面早已成为利益共同体。但是，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两国间的关系总是波折不断，各类争端频繁出现。一方面，中国的崛起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美国的全球地位，美国对中国的警惕心理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对国际社会的冲击绝不仅限于经济层面，政治问题已经取代经济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以发展经济解决各类问题”的策略变得行不通。在此背景下，巩固并改善中美关系就不仅包括经济层面的策略，还必须从更多方面着手考虑，聚焦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
首先，中美双方在经济领域仍有广阔的合作空间。贸易逆差实质上是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中国一旦在BIT可以取得突破进展，中国对美国的投资需求就会得到释放，稳定的资金流入就能有效缓解美国国际收支压力。同时，特朗普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就是增加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而中国恰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建设经验和成功的商业模式，许多中资企业也希望藉此进入美国市场，实现全球化经营。中美双方完全可以在这些有较大合作潜力的领域继续发力，实现双赢。
其次，中美双方在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和繁荣稳定上有共同利益。中国和美国都是亚洲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的重要大国，亚太地区的安全关乎两国的核心利益。近年来，东北亚地区局势发生了明显变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同时也给中美关系造成一定影响。应该说，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明确的共同利益，这是双方开展对话合作的基础和保障。在此基础上，中美双方应积极从战略和战术层面展开密切讨论，避免单边主义，确保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
第三，中美双方可以在敏感领域选择不敏感的话题开展合作，增强双边互信。不可否认，中美双方在许多敏感领域仍存在较大分歧，短期内恐无法达成一致。但是，在这些敏感领域里，双方可以先选择一些不敏感的话题开展合作探讨。例如，在南海地区，中美两国可以就海上联合救助机制、珍稀海洋生物保护等问题开展合作探讨。这种策略可以弱化相关议题的禁区性，有助于加深相互理解，增强双边互信，为今后的谈判和磋商营造有利的对话氛围。
最后，中国应在现有基础上创新中美双边对话机制，确保两国能在重大问题上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当前，中美双边最重要的双边对话机制是始于2009年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截至目前，中美双方已经进行了八轮对话，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有效增强了中美双边互信。然而，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执政风格给现有的双边对话机制提出了挑战。自上台以来，特朗普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完全绕开了现有体制，给中美双方都造成了一定困扰。面对新情况，中国有必要探索新的中美双边对话机制，确保在重大问题面前，两国领导人和相关负责人能够做到及时有效的沟通，避免因为沟通不及时而导致战略误判。
总而言之，“习特会”务虚胜于务实。作为中美两国领袖的第一次会面，不宜过多涉及具体问题，而是应确保在重大的问题达成基本共识，为今后在相关领域开展合作和谈判奠定坚实的政治互信基础。
针对本次中美领导人会晤，许多观点认为中美间的贸易问题是主要焦点。早在竞选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多次表示要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额外关税，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并增加国内就业。特朗普当选后，中美两国学界和商界一直担忧会出现贸易战。我们认为，无论贸易问题如何处理，都不会是本次两国领导人会谈的重点。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贸易战的成本有多大，而在于贸易战实质上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就美国来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资本密集型产品占大多数，减少来自中国的逆差并不意味着国内就业的增加。2016年，美国全年对外贸易逆差约为5000亿美元。其中，约3470亿美元的逆差来自中国，占比近70%，且主要集中在三类产品上：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和杂项物品。但细分数据显示，这些商品中约60%是办公机械、电信装置等资本密集型商品，衣服、鞋靴、箱包等典型劳动密集型商品导致的贸易逆差占比还不到四分之一。因此，即便美国真能减少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对国内就业也不会有明显效果。美国贸易逆差的本质是国内消费需求旺盛。即使用征收关税的方式减少来自中国的进口和逆差，美国国内对这部分对商品的需求并没有变化，减少的逆差也会被来自其他国家的逆差补上。况且，一旦美国发起贸易战，本国经济也会受到巨大冲击，当前表现良好的复苏势头或许会因此中止，通胀压力也会加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国内问题非但不会缓解，反而还会恶化。
就中国来说，“以牙还牙”的坚定立场或许能从战略上喝退美国，但实际可以采取的应对策略大多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2016年底，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曾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在学界和政界中产生较大影响。在报告中，PIIE设想了三种程度不同的贸易战以及中国可能采取的策略。但是，无论是何种情况，中国的策略都会对自己也带来较大的冲击。以抛售美国国债为例。一旦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全球资本市场就会出现大量的避险需求，随之增加的就是对美国国债的需求。此时中国若选择抛售美国国债，非但很难压低美国国债价格，反而放弃了因美国国债价格上涨而可能带来的收益。当前，中国正处在国内改革的关键时期，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才是对中国最有利的策略。
综上，对中美两国而言，贸易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更不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在缺乏充分沟通的情况下，贸易问题不应也不必成为中美领导人会晤的重点。当然，“习特会”一定会谈及贸易领域，只不过对双方都有利的结果就是“只谈共同原则，不提具体策略”，从而为今后两国在相关领域展开全面磋商提供必要的铺垫。
聚焦共同利益，务虚胜于务实
美国是全球经济最大的存量国，中国是全球经济最大的增量国，经过几十年的经贸往来，中美两国在经济层面早已成为利益共同体。但是，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两国间的关系总是波折不断，各类争端频繁出现。一方面，中国的崛起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美国的全球地位，美国对中国的警惕心理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对国际社会的冲击绝不仅限于经济层面，政治问题已经取代经济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以发展经济解决各类问题”的策略变得行不通。在此背景下，巩固并改善中美关系就不仅包括经济层面的策略，还必须从更多方面着手考虑，聚焦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
首先，中美双方在经济领域仍有广阔的合作空间。贸易逆差实质上是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中国一旦在BIT可以取得突破进展，中国对美国的投资需求就会得到释放，稳定的资金流入就能有效缓解美国国际收支压力。同时，特朗普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就是增加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而中国恰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建设经验和成功的商业模式，许多中资企业也希望藉此进入美国市场，实现全球化经营。中美双方完全可以在这些有较大合作潜力的领域继续发力，实现双赢。
其次，中美双方在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和繁荣稳定上有共同利益。中国和美国都是亚洲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的重要大国，亚太地区的安全关乎两国的核心利益。近年来，东北亚地区局势发生了明显变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同时也给中美关系造成一定影响。应该说，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明确的共同利益，这是双方开展对话合作的基础和保障。在此基础上，中美双方应积极从战略和战术层面展开密切讨论，避免单边主义，确保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
第三，中美双方可以在敏感领域选择不敏感的话题开展合作，增强双边互信。不可否认，中美双方在许多敏感领域仍存在较大分歧，短期内恐无法达成一致。但是，在这些敏感领域里，双方可以先选择一些不敏感的话题开展合作探讨。例如，在南海地区，中美两国可以就海上联合救助机制、珍稀海洋生物保护等问题开展合作探讨。这种策略可以弱化相关议题的禁区性，有助于加深相互理解，增强双边互信，为今后的谈判和磋商营造有利的对话氛围。
最后，中国应在现有基础上创新中美双边对话机制，确保两国能在重大问题上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当前，中美双边最重要的双边对话机制是始于2009年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截至目前，中美双方已经进行了八轮对话，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有效增强了中美双边互信。然而，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执政风格给现有的双边对话机制提出了挑战。自上台以来，特朗普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完全绕开了现有体制，给中美双方都造成了一定困扰。面对新情况，中国有必要探索新的中美双边对话机制，确保在重大问题面前，两国领导人和相关负责人能够做到及时有效的沟通，避免因为沟通不及时而导致战略误判。
总而言之，“习特会”务虚胜于务实。作为中美两国领袖的第一次会面，不宜过多涉及具体问题，而是应确保在重大的问题达成基本共识，为今后在相关领域开展合作和谈判奠定坚实的政治互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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