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大众在美国的涉事车辆近60万辆,全球约1100万辆。如果按照每辆车为大众节约200-300美元来计算,大众可能节省22-33亿美元。而现在的后果是,仅在美国,大众因排放门向环保机构、经销商、消费者的赔偿和罚款,总计已经超过180亿美元,这几乎是大众过去三年净利润总和的40%。除美国之外,大众也相继面对来自韩国、卢森堡等多国的指控。
排放门的涉事车辆均为柴油车,而中国市场鲜少有柴油车,因此大众排放门在中国引起的反响并不大。中国市场为大众汽车贡献了近四成的销量。2016年大众在华销量为398.22万辆,同期增长12%。中国市场的强劲表现帮助大众问鼎全球汽车制造商销量冠军。大众的案件给中国敲响了警钟:如果排放事件在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发生,大众还会遭遇如此难堪的境地吗?答案是:不会。
首先,中国的起诉欲望非常欠缺。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邦炜律师告诉《财经》,除了中美两国关于相关法律标准及规定的不同之外,美国人更倾向于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救济,而中国人更习惯于通过协商、投诉等方式解决纠纷。这其实是中美两国在环境法真正落地实施中面临的最大差别。
这种区别来自于一国的法律渊源和普通人的法律习惯。据了解,从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开始到今天,美国的普通法体系历经二百三十年已发展到成熟阶段,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品类繁多的判例。民众在遇到包括环境侵权在内的诸多纠纷时,都不难找到获得支持的类似先例,故而通过诉诸司法寻求救济的观念深入人心。这就是“天生的起诉冲动”。
大众排放门最早由美国民间环保组织检测发现,随后司法部介入调查。在之后的调查中,消费者对大众集团提出了集体诉讼。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大众集团将面临几百亿美元的高额罚款。面对这一强大的诉讼压力,大众集团已计提65亿欧元以应对丑闻。
而中国的现代法制发展史尚短,相应的环境集体诉讼制度更是刚刚起步,除了与环境诉讼案件有关的审理经验及审理程序尚在积累和完善的过程中之外,在遇到类似事件时,我国多通过寻求政府协调等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而非直接提起诉讼。目前出现的此类诉讼多与大型事件有关,例如工厂矿山严重污染地区环境;对于汽车排放这类不易检测的个别事件,迄今尚未出现较有影响力的案例。
第二,中国请求权基础的不完备。
一家美国车企的中国公司法务告诉《财经》,中国从来不缺少环境立法,缺少的始终是执法力度。从立法层面上看,美国有的法律法规中国也有,有些判罚甚至更严。举例而言,中国在汽车排放领域立法不仅与国外法规相对应,判罚还常是更严苛的刑事责任。中国的排放标准来自于欧洲,并且实时同步。现在实施的国四、国五、国六即来自欧洲的标准。
美国是判例法国家,除了涉及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豁免权的问题,美国法庭没有不收的案件。普通人可以就任何环境问题起诉,而不论内容的轻重、利害的直接间接。
在中国,如果我们认为身边的车辆排放超标,甚至已经确认这个事实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方面会要求起诉人回答这辆车是如何影响到起诉人的个人权利的。因此这种公共性环境问题,在立案层面就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第三,从案件性质来看,中美也极有可能给予事件截然不同的定性。
大众事件在美国被定性为刑事案件,并且盖上了“欺诈”的帽子。但在中国,刑罚可能会有差异。上述车企法务表示:大众在车身上安装的软件可以侦测到检测的地点是真实道路还是实验室台面,由此根据发动机工况的曲线调整车内的配置,并调整油耗排放使其完全达到排放标准。本质上这属于实验室欺诈犯罪。
而这在中国暂时没有相对应的前例可供参考。因此如果大众事件出现在中国,可能并不会上升到刑事犯罪的高度。
最后,从涉案的惩罚程度上来看,中美同样存在巨大差异。
大众排放门的最终定罪包括欺诈,而这个重大罪名对于一个公司的信誉和形象打击是深远持久的。普通群众对品牌的不信任也会切实地通过产品的销量直接反映出来。通常来讲,公司不会冒如此巨大的风险违法犯罪。
丰田汽车此前出现过加速踏板缺陷诉讼丑闻,并为此支付了美国地方法院高达12亿美元的罚金。从此次大众最终的判罚来看,后果则是CEO辞职、天价赔偿、高管坐牢、这显然是一个成本远高于收益的赌博。没有正常的企业敢于承担不可预测的惩罚结果。
现阶段,欺诈在中国并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判罚;从消费者的反应来看,销量也应不会出现巨大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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