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无法数学化的人类行为要素，尤其是人类生活须臾不可离的价值判断，譬如宗教信仰、文化精神、制度传统、信任承诺、道德情感、预期愿望等，皆被逐出学术殿堂，游荡于主流学术边缘，偶尔才被召回装点一下门面。
每一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都刺激人们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经济学者尤其如此。经济学者声称可以解释和推测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律，可以设计让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大政方针，可以规划人人共享福利和幸福的宏伟蓝图，可以制定摆脱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甚至可以帮助人类实现长期繁荣和持久和平。
曾几何时，经济学者似乎无所不能。然而当金融体系轰然崩溃，经济体系陷入危机，经济增长急剧放缓和衰退，失业人口迅速飙升，社会矛盾不断恶化时，经济学者却突然变得束手无策，黔驴技穷。这看起来如此荒诞和怪异的一幅景象，绝非是危言耸听。
即使没有公开承认，全世界负责任的经济学者其实都在深刻反思自己的职业和学问。我们确实需要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许我们暂时或很长时间都无法找寻到令人满意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我们却不能坐以待毙，更不能故步自封。
我们必须以谦虚的态度，重新审视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分析逻辑；我们必须放弃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傲慢心理，高度重视其他学科特别是哲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许多重要真理；我们必须以建设性的批判精神，去检讨过去200多年来经济学的发展，取其精华，剔除糟粕；我们必须脚踏实地，让经济学回归真实世界，回到人间百态，关注人间疾苦；我们必须正视自身的无知与愚钝，明白我们对几乎所有重要的人类经济现象其实还知之极少，甚至连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还蒙在鼓里。
因此，我们要想为经济学这门学问开辟新空间，就必须深入检讨和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道德基础。
主流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五个方面组成：人类行为的自私决定论、经济体系的机械决定论、人类发展的西方中心论、人类认识的实证方法论和政策哲学的自由竞争论。若细思之，经济学逻辑方法的决定论、机械论和均衡论，追根溯源，则是源于人性自私论。
人性自私假说是西方先哲对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公设，是经济学巍峨大厦的最后基础。人的自私欲望无限和自然资源有限之间构成难解难分的矛盾和冲突。经济学应运而生，冀图解决这个特殊矛盾。
张五常教授说，斯密的《国富论》主要是阐释自私的好处。他在《科学说需求》（《经济解释》第一卷）中如是写道：“经过多年对《国富论》的消化，我认为斯密的自私观点有两处需要补充。第一，斯密正确地指出自私可以给社会整体带来很大的利益，但却忽视了自私也会给社会带来害处。后者重要地牵涉到交易费用及产权的问题，是我自己研究的重心所在。可以说，在哲理上，重视自私之害是我这本《经济解释》与《国富论》的主要分歧。”
埃德温·坎南为《国富论》标准版撰写了精彩序言，其中有云：“渗透整个《国富论》的基本信念，就是自私能够创造经济社会利益。自斯密之后，该信念遂成为经济学的起点。”
当然，对自私的最佳描述仍然是《国富论》那不朽的段落：“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会意图为公众服务，也不自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但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远比有意图做出的要大。”
17-18世纪的欧洲，一大批哲学家深入研究人性规律，直接催生经济学和现代社会科学，人性自私论则成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曼德维尔“私恶即是公利”，“人类所有值得颂扬的功绩和行动，背后动机都是虚荣和自利”等著名观点，对斯密和经济学的影响极其深远。
200多年来，人性自私论和逻辑思维决定论、机械论和均衡论结合起来，经过无数天才高手的谋思运筹和实证考究，打造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辉煌成就，也演变出西方经济学的多重流弊。主要流弊就是经济学者将自私理念极端化和庸俗化，经济学者构造的模型几乎完全忽视或漠视了自私的巨大破坏力。
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反复阐述了一个重要真理：某些局限条件下，人类的自私可以导致自我毁灭。
然而，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发展，恰好漠视了自私导致人类灾难的可能性和多重途径。这应该算是经济学对人类思想和意识造成的最大误导和危害。概括起来，约有三端。
第一，人性自私假设被逐渐异化和极端化。斯密之后，边沁将自私假说简化为效用最大化，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效用最大化，演变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个人财富（或身价）最大化、企业利润（或市值）最大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最大化，终于成为一种改变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经济政策理念。
在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曾经深刻讽刺和批判的“商品拜物教”，早已变为彻底的“金钱拜物教”。为了追求个人财富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最大化，我们甚至可以牺牲一切人类高尚的精神、道德、文化、情感、责任、义务。换言之，西方经济学人性自私假设演变至今，造就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彻头彻尾的“金钱至上”文明。
或许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主流经济学就是造成“金钱至上”文明的唯一原因，但是，从人性自私假设衍生出来的一整套人类行为假设、理念和政策哲学，肯定是“金钱至上”文明的重要原因，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20世纪下半叶，基于人性自私假设的基本理念，逐渐演变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理论学说方面，人性自私假设从“看不见的手”开始，逐渐演变为完全竞争理论、理性预期学说、有效市场假说等数之不尽的精妙理论。
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方面，人性自私假设则从自由放任、自由贸易一直历史反复证明（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证明）：毫无约束的自由竞争并没有像斯密宣称的那样，可以促进社会的最大利益。相反，毫无约束的人性自私和自由竞争可以造成巨大灾难。
第三，通过宣称人性自私假设的普适性，经济学者将阶级关系和国家民族利益完全排除，声称经济学是所谓“纯粹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和普世价值。经济学从最初的道德伦理学说，蜕化为一门“没有价值判断”的所谓“纯科学”。19世纪后期，马克思就斥责其为“庸俗经济学”。20世纪后期，庸俗经济学变本加厉，形成一种新的蒙昧主义。
经济学领域的新蒙昧主义将西方经济学的教条绝对化、简单化、抽象化，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假设和政策建议不分条件地输送和强加给所有国家，将西方经济学衍生出来的价值观和国家政策神化为人类普世价值、终极价值和最后的统治方式，并以此为借口和幌子去侵占、抢夺、损害其他国家的根本利益，这是新蒙昧主义最赤裸和最极端的表现，它们已经且正在继续给中国经济造成重大伤害。
对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救赎，首先必须抛弃简单化、庸俗化和极端化的人性自私假说，重建经济学的道德和伦理基础。列宁说过：真理往前多跨一步，就会成为谬误。任何科学真理都是有条件的真理，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无须任何前提条件、约束条件或局限条件的所谓绝对真理。
人性本质是否真的自私，哲学家和生物学家至今没有完全一致的结论。将自私作为基本假设以解释人的行为，是实证科学方法的精髓，我们可以不同意而采取其他假设，皆无可厚非。若将自私假设简单化、极端化和庸俗化，则必然导致一些危害极大的意识形态判断和政策建议。
抛弃极端化、庸俗化和简单化的人性自私假说，与妥善保障私有产权没有任何冲突和矛盾。人类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反复证明，唯有保障私有产权才能创造人间繁荣，唯有保障私有产权，才有可能建设公平正义的良好社会，消灭和破坏私有产权制度，最可能的后果就是民不聊生。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是20世纪经济思想最重要和最精彩的发展，不仅深刻改变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而且深刻改变了人类命运，对中国划时代的改革开放贡献巨大。
从经济学术史上看，斯密之后，张五常对“自私”理念的阐释最为中肯和恰当。张五常将经济学的“自私”假设重新阐释为“在局限条件下个人争取最大利益”，有多方面的重要含义，值得仔细深入思考。
第一，自私是否能如斯密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远比有意图做出的要大”，关键要看自私行为所面临的局限条件，这些局限条件范围极广，包括宗教信仰、道德规范、社会习俗、法律法规、历史传统、时尚潮流等，其中最重要的约束条件是产权制度。
原则上，人性自私能够创造无限多样的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反过来又制约自私行为的结果。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让自私行为尽可能朝着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向迈进，一个糟糕的制度则可能诱使或迫使自私行为危害社会。
如何设计制度和机制，以便促使自私行为创造最大社会利益，是经济学200多年来的核心课题。证明私有产权制度是人类迄今为止，能够找到的最有可能和最大限度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制度安排，是产权和交易费用学说的主要贡献。
其他各种制度和机制，无论是以等级界定权利、以管制界定权利、以武力界定权利、以资历界定权利、以种族界定权利、以姿色美貌界定权利，皆必然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经济学著名的“租值消散定理”，清楚阐释不同制度安排下的资源浪费或租值消散方式。张五常对此重要定律有开拓性贡献。
悠悠岁月里，上下数千年，人类尝试过多种多样的产权制度，直到18世纪之后，才开始以宪法规章自觉保护私有产权。自此之后，凡是致力于妥善保护私有产权的国家，皆成先进富裕之邦；凡是致力于消灭弱化私有产权的国家，皆沦为贫穷落后之域。我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主要成功经验，就是不断保护私有产权，以此鼓励自由竞争。
妥善保障私有产权，其实比登天还难。现实世界的许多法律规章，在保护一些人的私有产权的同时，可能损害其他人的私有产权。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大原则，如何具体落实则千差万别。
因此之故，哈耶克的名著《自由宪章》就提出，任何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法律规章必须是超越和一般性的，即不能有利于某些人却不利于另外一些人。科斯1960年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以无数精彩案例阐释私产保护的难度和权利之间的相互纠缠，成为多个学术领域共同尊奉的经典文献。少有人提及的是，科斯大作有一个隐含的意思，那就是究竟应该保护谁的产权，必须诉诸价值判断！
奈特有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人类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价值领域的无尽探索。既然是在价值领域的无尽探索，我们就不能不做出价值判断。当奈特讨论经济效率和所谓帕累托改进时，他反复强调效率首先是一个价值概念，而不是一个物理和机械学概念。
第二，哪种局限条件下，人的自私行为会危害社会，甚至导致人类自我毁灭，是一个极其有趣而重要的问题。张五常反复强调，某些局限条件下，自私可能导致人类自我毁灭，他的思想路线极具启发性。
人类为什么会选择交易费用明显高昂的合约或制度？答案有四点，一是无知或信息费用极高，二是信息不对称，三是成本收益不对称，四是集体行动的困境。思来想去，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制度局限条件里，最关键的是信息费用和知识压制。
历史上数之不尽的专制君主和极权霸王，垄断信息，压制知识，消灭自由，借以宣称为他所用的那个制度是人类唯一的美好制度，结果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由此观之，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思想的解放，言论的自由，则是降低交易费用、增进生产组织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避免人类选择“自我毁灭”制度安排的最重要途径。
第三，当我们希望解释和推测某个人类行为和某种经济现象时，首要任务是探寻行为和现象背后的局限条件，这是张五常独创的真实世界经济学，是顺着斯密、马歇尔、费雪和弗里德曼传统的自然发展，然而这个传统似乎早已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了。
将人性自私假设简单化、极端化和庸俗化的后果，主要表现为金钱至上、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蒙昧主义，尽管人性自私假设不能为此负担全部责任。
经济学者从方法论上忽视自私行为的约束条件和局限条件，从而漠视或忽视了自私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巨大伤害，主要表现则是数理模型被推上神坛和价值判断被逐出殿堂。
数理模型被推上神坛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法国重农学派经济首开先河，古诺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思想大放异彩，萨缪尔森、阿罗、莫莱和德布鲁的数理模型登峰造极，奠定了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规范。博弈论异军突起，横行天下无敌手。斯密时代单纯质朴的价值观被扫荡净尽，片甲不留。
自私假说先是被边沁简化为效用学说和功利主义，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三杰开启边际效用革命，为数学模型主导经济思想大开方便之门。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继往开来，将全部经济学归结为一个“最大化问题”。1970年萨缪尔森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诺奖演说即以此为题。
数理模型被推上神坛之后，价值判断必然被逐出殿堂。举凡无法数学化的人类行为要素，尤其是人类生活须臾不可离的价值判断，譬如宗教信仰、文化精神、制度传统、信任承诺、道德情感、预期愿望等，皆被逐出学术殿堂，游荡于主流学术边缘，偶尔才被召回装点一下门面。
每一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都刺激人们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经济学者尤其如此。经济学者声称可以解释和推测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律，可以设计让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大政方针，可以规划人人共享福利和幸福的宏伟蓝图，可以制定摆脱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甚至可以帮助人类实现长期繁荣和持久和平。
曾几何时，经济学者似乎无所不能。然而当金融体系轰然崩溃，经济体系陷入危机，经济增长急剧放缓和衰退，失业人口迅速飙升，社会矛盾不断恶化时，经济学者却突然变得束手无策，黔驴技穷。这看起来如此荒诞和怪异的一幅景象，绝非是危言耸听。
即使没有公开承认，全世界负责任的经济学者其实都在深刻反思自己的职业和学问。我们确实需要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许我们暂时或很长时间都无法找寻到令人满意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我们却不能坐以待毙，更不能故步自封。
我们必须以谦虚的态度，重新审视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分析逻辑；我们必须放弃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傲慢心理，高度重视其他学科特别是哲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许多重要真理；我们必须以建设性的批判精神，去检讨过去200多年来经济学的发展，取其精华，剔除糟粕；我们必须脚踏实地，让经济学回归真实世界，回到人间百态，关注人间疾苦；我们必须正视自身的无知与愚钝，明白我们对几乎所有重要的人类经济现象其实还知之极少，甚至连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还蒙在鼓里。
因此，我们要想为经济学这门学问开辟新空间，就必须深入检讨和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道德基础。
主流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五个方面组成：人类行为的自私决定论、经济体系的机械决定论、人类发展的西方中心论、人类认识的实证方法论和政策哲学的自由竞争论。若细思之，经济学逻辑方法的决定论、机械论和均衡论，追根溯源，则是源于人性自私论。
人性自私假说是西方先哲对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公设，是经济学巍峨大厦的最后基础。人的自私欲望无限和自然资源有限之间构成难解难分的矛盾和冲突。经济学应运而生，冀图解决这个特殊矛盾。
张五常教授说，斯密的《国富论》主要是阐释自私的好处。他在《科学说需求》（《经济解释》第一卷）中如是写道：“经过多年对《国富论》的消化，我认为斯密的自私观点有两处需要补充。第一，斯密正确地指出自私可以给社会整体带来很大的利益，但却忽视了自私也会给社会带来害处。后者重要地牵涉到交易费用及产权的问题，是我自己研究的重心所在。可以说，在哲理上，重视自私之害是我这本《经济解释》与《国富论》的主要分歧。”
埃德温·坎南为《国富论》标准版撰写了精彩序言，其中有云：“渗透整个《国富论》的基本信念，就是自私能够创造经济社会利益。自斯密之后，该信念遂成为经济学的起点。”
当然，对自私的最佳描述仍然是《国富论》那不朽的段落：“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会意图为公众服务，也不自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但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远比有意图做出的要大。”
17-18世纪的欧洲，一大批哲学家深入研究人性规律，直接催生经济学和现代社会科学，人性自私论则成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曼德维尔“私恶即是公利”，“人类所有值得颂扬的功绩和行动，背后动机都是虚荣和自利”等著名观点，对斯密和经济学的影响极其深远。
200多年来，人性自私论和逻辑思维决定论、机械论和均衡论结合起来，经过无数天才高手的谋思运筹和实证考究，打造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辉煌成就，也演变出西方经济学的多重流弊。主要流弊就是经济学者将自私理念极端化和庸俗化，经济学者构造的模型几乎完全忽视或漠视了自私的巨大破坏力。
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反复阐述了一个重要真理：某些局限条件下，人类的自私可以导致自我毁灭。
然而，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发展，恰好漠视了自私导致人类灾难的可能性和多重途径。这应该算是经济学对人类思想和意识造成的最大误导和危害。概括起来，约有三端。
第一，人性自私假设被逐渐异化和极端化。斯密之后，边沁将自私假说简化为效用最大化，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效用最大化，演变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个人财富（或身价）最大化、企业利润（或市值）最大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最大化，终于成为一种改变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经济政策理念。
在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曾经深刻讽刺和批判的“商品拜物教”，早已变为彻底的“金钱拜物教”。为了追求个人财富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最大化，我们甚至可以牺牲一切人类高尚的精神、道德、文化、情感、责任、义务。换言之，西方经济学人性自私假设演变至今，造就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彻头彻尾的“金钱至上”文明。
或许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主流经济学就是造成“金钱至上”文明的唯一原因，但是，从人性自私假设衍生出来的一整套人类行为假设、理念和政策哲学，肯定是“金钱至上”文明的重要原因，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20世纪下半叶，基于人性自私假设的基本理念，逐渐演变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理论学说方面，人性自私假设从“看不见的手”开始，逐渐演变为完全竞争理论、理性预期学说、有效市场假说等数之不尽的精妙理论。
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方面，人性自私假设则从自由放任、自由贸易一直历史反复证明（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证明）：毫无约束的自由竞争并没有像斯密宣称的那样，可以促进社会的最大利益。相反，毫无约束的人性自私和自由竞争可以造成巨大灾难。
第三，通过宣称人性自私假设的普适性，经济学者将阶级关系和国家民族利益完全排除，声称经济学是所谓“纯粹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和普世价值。经济学从最初的道德伦理学说，蜕化为一门“没有价值判断”的所谓“纯科学”。19世纪后期，马克思就斥责其为“庸俗经济学”。20世纪后期，庸俗经济学变本加厉，形成一种新的蒙昧主义。
经济学领域的新蒙昧主义将西方经济学的教条绝对化、简单化、抽象化，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假设和政策建议不分条件地输送和强加给所有国家，将西方经济学衍生出来的价值观和国家政策神化为人类普世价值、终极价值和最后的统治方式，并以此为借口和幌子去侵占、抢夺、损害其他国家的根本利益，这是新蒙昧主义最赤裸和最极端的表现，它们已经且正在继续给中国经济造成重大伤害。
对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救赎，首先必须抛弃简单化、庸俗化和极端化的人性自私假说，重建经济学的道德和伦理基础。列宁说过：真理往前多跨一步，就会成为谬误。任何科学真理都是有条件的真理，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无须任何前提条件、约束条件或局限条件的所谓绝对真理。
人性本质是否真的自私，哲学家和生物学家至今没有完全一致的结论。将自私作为基本假设以解释人的行为，是实证科学方法的精髓，我们可以不同意而采取其他假设，皆无可厚非。若将自私假设简单化、极端化和庸俗化，则必然导致一些危害极大的意识形态判断和政策建议。
抛弃极端化、庸俗化和简单化的人性自私假说，与妥善保障私有产权没有任何冲突和矛盾。人类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反复证明，唯有保障私有产权才能创造人间繁荣，唯有保障私有产权，才有可能建设公平正义的良好社会，消灭和破坏私有产权制度，最可能的后果就是民不聊生。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是20世纪经济思想最重要和最精彩的发展，不仅深刻改变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而且深刻改变了人类命运，对中国划时代的改革开放贡献巨大。
从经济学术史上看，斯密之后，张五常对“自私”理念的阐释最为中肯和恰当。张五常将经济学的“自私”假设重新阐释为“在局限条件下个人争取最大利益”，有多方面的重要含义，值得仔细深入思考。
第一，自私是否能如斯密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远比有意图做出的要大”，关键要看自私行为所面临的局限条件，这些局限条件范围极广，包括宗教信仰、道德规范、社会习俗、法律法规、历史传统、时尚潮流等，其中最重要的约束条件是产权制度。
原则上，人性自私能够创造无限多样的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反过来又制约自私行为的结果。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让自私行为尽可能朝着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向迈进，一个糟糕的制度则可能诱使或迫使自私行为危害社会。
如何设计制度和机制，以便促使自私行为创造最大社会利益，是经济学200多年来的核心课题。证明私有产权制度是人类迄今为止，能够找到的最有可能和最大限度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制度安排，是产权和交易费用学说的主要贡献。
其他各种制度和机制，无论是以等级界定权利、以管制界定权利、以武力界定权利、以资历界定权利、以种族界定权利、以姿色美貌界定权利，皆必然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经济学著名的“租值消散定理”，清楚阐释不同制度安排下的资源浪费或租值消散方式。张五常对此重要定律有开拓性贡献。
悠悠岁月里，上下数千年，人类尝试过多种多样的产权制度，直到18世纪之后，才开始以宪法规章自觉保护私有产权。自此之后，凡是致力于妥善保护私有产权的国家，皆成先进富裕之邦；凡是致力于消灭弱化私有产权的国家，皆沦为贫穷落后之域。我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主要成功经验，就是不断保护私有产权，以此鼓励自由竞争。
妥善保障私有产权，其实比登天还难。现实世界的许多法律规章，在保护一些人的私有产权的同时，可能损害其他人的私有产权。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大原则，如何具体落实则千差万别。
因此之故，哈耶克的名著《自由宪章》就提出，任何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法律规章必须是超越和一般性的，即不能有利于某些人却不利于另外一些人。科斯1960年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以无数精彩案例阐释私产保护的难度和权利之间的相互纠缠，成为多个学术领域共同尊奉的经典文献。少有人提及的是，科斯大作有一个隐含的意思，那就是究竟应该保护谁的产权，必须诉诸价值判断！
奈特有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人类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价值领域的无尽探索。既然是在价值领域的无尽探索，我们就不能不做出价值判断。当奈特讨论经济效率和所谓帕累托改进时，他反复强调效率首先是一个价值概念，而不是一个物理和机械学概念。
第二，哪种局限条件下，人的自私行为会危害社会，甚至导致人类自我毁灭，是一个极其有趣而重要的问题。张五常反复强调，某些局限条件下，自私可能导致人类自我毁灭，他的思想路线极具启发性。
人类为什么会选择交易费用明显高昂的合约或制度？答案有四点，一是无知或信息费用极高，二是信息不对称，三是成本收益不对称，四是集体行动的困境。思来想去，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制度局限条件里，最关键的是信息费用和知识压制。
历史上数之不尽的专制君主和极权霸王，垄断信息，压制知识，消灭自由，借以宣称为他所用的那个制度是人类唯一的美好制度，结果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由此观之，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思想的解放，言论的自由，则是降低交易费用、增进生产组织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避免人类选择“自我毁灭”制度安排的最重要途径。
第三，当我们希望解释和推测某个人类行为和某种经济现象时，首要任务是探寻行为和现象背后的局限条件，这是张五常独创的真实世界经济学，是顺着斯密、马歇尔、费雪和弗里德曼传统的自然发展，然而这个传统似乎早已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了。
将人性自私假设简单化、极端化和庸俗化的后果，主要表现为金钱至上、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蒙昧主义，尽管人性自私假设不能为此负担全部责任。
经济学者从方法论上忽视自私行为的约束条件和局限条件，从而漠视或忽视了自私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巨大伤害，主要表现则是数理模型被推上神坛和价值判断被逐出殿堂。
数理模型被推上神坛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法国重农学派经济首开先河，古诺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思想大放异彩，萨缪尔森、阿罗、莫莱和德布鲁的数理模型登峰造极，奠定了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规范。博弈论异军突起，横行天下无敌手。斯密时代单纯质朴的价值观被扫荡净尽，片甲不留。
自私假说先是被边沁简化为效用学说和功利主义，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三杰开启边际效用革命，为数学模型主导经济思想大开方便之门。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继往开来，将全部经济学归结为一个“最大化问题”。1970年萨缪尔森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诺奖演说即以此为题。
数理模型被推上神坛之后，价值判断必然被逐出殿堂。举凡无法数学化的人类行为要素，尤其是人类生活须臾不可离的价值判断，譬如宗教信仰、文化精神、制度传统、信任承诺、道德情感、预期愿望等，皆被逐出学术殿堂，游荡于主流学术边缘，偶尔才被召回装点一下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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